屈原、李贽，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近几年来，总是时不时的在黯淡的心底凸现出来，像不同的音调，气韵彼此相近，迂回曲折的弹唱。几年来，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好久不动笔，乍一握笔，有如隔梦。宁愿让心先沉寂下去，让一个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过滤掉，而且不要在纸上留下可有可无的痕迹。心在感伤中向寥远逃逸。压抑、再压抑，要么平复，要么到了无法承受时爆发，这大概才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这几年来，脑海里印象最深的除了梭罗，就是这两个人屈原——李贽，李贽——屈原，而且在断断续续的反复的读他们的作品。也星零的写一些关于他们的文章，只是到底写不出像样的篇章，总觉得写得肤浅。因为他们本身太厚重，太璨烂，像强大的光芒，你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在它的照耀下作一些简单的思考，做一点属于凡人自己的注解。而我终于想从这两人的光芒的罗网里逭逃出去，像久嚼不烂的营养品，告诫自己快快离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可笑的是本人有读书不求甚解的坏习惯。读书只求文章梗概，细节过目便忘，是为抄书家的大忌。窃以为离骚就是牢骚的意思，粗读之下，的确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尝有意拟文推崇屈夫子为千古书生意气第一人。些话谓何？书生意气者我觉得是这样的人，读过的书汗牛充栋，大脑中有多不胜数的不切边际的想法，情墒不高，喜欢不合时宜的耍些小脾气，不愿与世俗苟合，最后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这类人中集大成者当数屈原。由于他在所处的时代，对每日不得已厮混在一起的人抱着厌恶和不合作的情绪，说什么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这样的人最容易陷入孤芳自赏的泥潭，得罪所有的人，所谓不善搞好群众关系。其实像屈原这样的人，即使在如今这样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开明社会，也难免会匮乏朋友相与，最可能的下场是关门向隅，或做孤家寡人。屈夫子唯一的寄托就只能是楚王，而楚王不过是个身着尊严皮囊的俗人，一点都不意外。也要怪屈原的运气不佳，没有遇上可以庇护自己的伯乐，如卢梭幸得有华伦夫人的关照；李贽也有几个死心塌地相随的铁杆哥们。白玉偏求无暇，我想，屈夫子大概和李贽一样，都是有洁癖的人，不过两人的死却不成对比：两人都是心甘情愿的自寻死路，投江——屈原选择死的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难得共识的话题，大概最合理的答案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有综合性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可能的挖掘出更多的价值。这一点李贽应该是理解透了。李贽最后虽然选择了和尚的行头，但向佛不过是摆脱世俗束缚的籍口，未毕是真的信了佛陀，他的生活一如常人，常人经历的他也经历，读书、娶妻生子、求仕，说起来不算蛮失败，混了个姚安知府的职位。改变是从姚安知府卸任后开始的。但我隐约领会到了李温陵的不安心绪，渐渐的洞察世事，年过半百，再这样循规蹈矩的走下去，到头来不过是世间一俗吏，这样实在不符合他的人生价值观。在他没有出任姚安知府之前，李贽的头顶就罩着“思想家”的光环。他的崇拜者中不乏当朝的达官贵人，在政治体制里面李贽是再也奔不出多大的前程来的，所以李贽也务求在体制之外谋得一席之地。有人说李贽就是一个好名的例子。他这之后的折腾，还是要感谢他在体制里面多少有一些地位，否则村夫野老的一些真知灼见往往是与野草同归，未毕会产生多大的反响。再说他的一番折腾要是换了一个没有头衔的人，周围的人多半认为他只是一个疯子。黄仁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说过，世人追求的多不出“财、色、勇”，而勇，可以理解为体力之勇和智力之勇，智之所以把这两个人摆到一起来写，是觉这两个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纯真、求真、梗直，离处世圆滑远一些；他们狂热的追求理想，不惜为之献身。有的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用头脑活着的追求有思想生活的人，他们的下场可能会很惨，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就有个文章写得不多的文友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善意的提醒我。善意当归善意，因为我自己本身永远没有资格忝在那些我所崇敬的圣贤之列，如果在报刊上卖了几块“豆腐”就可以给自己堂皇的贴上什么标签，那可真是廉价的标签。好象是亚里士多德说过，一个不思考的俗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一个思想家可能会活得很不安宁，但他依然会选择后者。
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怎样的生，怎样的死。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孙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