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绿卡”

　　从7月7日起，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网上申报工作将开始。按照规定，凡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首都经济发展方向及产业规划要求的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国（地区）、外埠在京设立的非法人分支机构，其聘用的人员在北京市必须有固定住所，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工作居住证》：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并取得学士（含）以上学位的人才；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当资格、资质的人才；对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及特殊领域、特殊行业的紧缺急需人才。

　　获得“北京绿卡”可享受的待遇包括：子女在京入托、入中小学就读，免收借读管理费；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房、批准上市的已购公房和存量房；按有关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可在本市创办企业，可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申请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和科技项目资助；可参加本市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可按有关规定在本市缴存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等。

　　央视报道评论说：这是北京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突破。

　　在我看来，所谓“工作居住证”，既不是给“工作”发证，也不是给“居住”发证，而是给符合标准的外地人才以一种本市普通居民的生活待遇的资格，消除他们原来面对的壁垒和承受的负担。这个“待遇”目录因为太长，我没有列全。不在这里看到这个目录，我们可能意识不到，同是中国公民，一个城市人与外地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待遇差别，竟然有那么多。它们分散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应着的是一个城市各方面的资源限度，也对应着各个行政、事业单位的额外收费，并不是都有存在的理由的。

　　作为一种进步，“北京绿卡”恰恰不是一种好的比喻，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拿到它还是太难了。一个国家的公民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和居住，不应该像中国人拿到美国绿卡一样，需要那么多条件。

　　广东立法听证禁食野生动物

　　7月8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草案）》举行立法听证会，其中，关于“不吃野生动物”的议题，由于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引起了国内广泛关注，听证会内外，争议也颇为激烈，特别是：是不是要一刀切———不管是法律已经禁止的，还是法律没有禁止的，不管是自然界的，还是人工驯养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此前一天，另一条消息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7月7日，北京市林业局发布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麻雀等1800余种陆生野生动物在全市范围内禁止食用。无论自然界存在的陆生野生动物，还是人工驯养的，只要列入了这个禁食名单，都不允许食用。北京市各级森林公安、市林政稽查大队等林业执法部门从即日起开展禁止经营食用陆生野生动物专项执法检查。

　　这两个文件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程度不同，效率也不同：前者多的，恰是后者少的；前者少的，恰是后者多的。

　　从后一个文件可以看出：那种强制性的、追求效率的行政目标，它的禁止性规定的边界必须是有限的、清晰的，否则人民的自由就会受到威胁；而前一个文件，人民给自己立法———对自己提出的生活要求，却可以是较高的，也可以是较低的。它是人民自己愿意怎样生活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行政的强制性文件的出台的时候几无争议，甚至没有关注；而民主立法的过程却充满争议的原因：人民在自由的时候，也是最有争议的时候。人民的自由，在这里就体现为争议。

　　在立法与行政之间，我们恐怕难免不断地进行民主（参与）和效率的价值权衡。我们应该警惕把太多的决定权径自交付行政部门；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如果凡事都追求参与性、凡事都要经过争议，那恐怕许多事就都干不成。直接约束我们生活、增添我们义务的立法，一定要民主；而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的事项，应该交付行政。

　　广州：失业保安“挨揍挣钱”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7月9日上午，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南门前的隧道里，有个身高1·75米左右，体格健壮肌肉发达的小伙子摆摊，希望通过挨打赚钱。他不停地用一双红色拳击手套击打自己的胸部、面部，并且大声吆喝着：“打一拳3元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快来发泄你的愤怒吧！”

　　这个小伙子一年多前从老家河南信阳来广州做保安，近日被老板炒了鱿鱼，一时找不到新的工作，就突然想起“挨打赚钱”这一招。他说，自己练过武术，并受过专门训练。

　　这是典型的都市报的报料———叫作“什么事都有”。但是，这样的事件，却有耐人寻味的深意。这个小伙子，包括他的武艺，是城市的需求所聚集的暴力。当这种暴力没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却不会自动退出城市。这个小伙子是个本份人，他选择的是靠挨揍挣钱，但是，不像他那么本份的人，或者他自己因为挣不到钱最终变得不再本份的时候，可能就要靠揍人挣钱了。

　　我想到是：现在城市企业雇佣保安，都是出于“个别安全”的考虑。这些“个别安全”，当然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保障（当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保障），轻易被辞退（这里面还可能包括因用人单位管理不善造成对公众的伤害事件），那么这一群孔武有力的人，是不会从哪儿来便回到哪儿去的。他们一定会在城市中留下来，寻找生存的机会。他们易于选择什么样的机会，他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机会，便特别值得关注———不仅仅是一般的道义关注，还有一层“安全关注”，因为弄不好，本来为“个别安全”而聚集于城市的肌肉和膂力，最终就可能威胁城市的公共安全。

　　来了皇家马德里　记者采访要付费

　　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即将于近日来华访问和比赛。为此，国内有关方面在云南红塔基地举行“2003红塔皇家马德里中国行”发布会。会上宣布了一件事：凡在红塔基地采访皇马训练的新闻媒体，应交纳一定数量的采访费。《北京青年报》报道说，这将是中国媒体在国内采访足球第一次遇到公开收费的事情。

　　付费采访的事，国内媒体并非第一次遇到，比如在去年韩日世界杯上国内媒体采访中国队，就有过这样的事。当时也颇引起了一些议论。这当然是媒体竞争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媒体的旺盛需求与消息来源稀缺性的矛盾，肯定会出现这样一种解决和调节的形式。如果纯粹从“商品”的角度，也可以理解，因为你媒体也是卖消息嘛，凭什么无偿获得呢？但是，付费采访这种事，肯定要触及新闻媒体的商品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因为媒体的公共性，它作为社会公器，它们自己和大家都会觉得它们有获得消息的天然权利———因为公众有这个权利，媒体只是代行这个权利而已。因此，付费采访的门槛，很容易被看作是对公众权利的冒犯。而且，这当然会增加媒体的报道成本，无形中使媒体的竞争形势更为严峻，可能形成实力强的媒体垄断报道的局面。

　　我是这么看的：所谓公众的知情权，现在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需要进一步分层，进一步厘清边界。肯定有一些内容，是绝对的公共信息，谁也不得垄断，更谈不上待价而沽，比如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影响人民生命、财产、健康、安全的那些信息。而对另一些信息，公众肯定没有，或不见得有，比较属于公民个人的信息，或者叫隐私。在这两者之间的地带，可能是一些商业性的领域，其中的一些信息，按照商业性原则运作，应该是无可厚非的。红塔对采访收费作出的解释，是他们为皇家马德里这样的世界超级球队来华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他们的成本，意思很明显，他们希望在采访收费中得到一些补偿。在我看，这与世界通行的比赛转播权买卖性质相同。

　　新华社公布洪灾损失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入汛以后，我国南方地区多次出现明显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7月10日统计，今年以来的洪涝灾害造成农作物受灾955.9万公顷，成灾618.4万公顷，绝收145.8万公顷；1.4亿人（次）受灾，成灾9079.8万人，因灾死亡569人，伤病5.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229.2万人；倒塌房屋50.5万间，损坏房屋133万间。各类直接经济损失398.7亿元。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洪涝灾害的受灾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因灾直接经济损失等灾情指标同比与常年相当，未达到大灾的1991年和1998年大水灾同期水平。

　　因为抗洪还在进行，这当然还只是一个过程的损失，不是最终结果。这个统计和“未达到大灾的1991年和1998年大水灾同期水平”的结论，对应着专家关于今年“大水小灾”的说法。当然，这个说法，现在说，还太早，人们但愿如此。“大水小灾”的原因，既是因为淮河流域已经完工的水利工程及时地派上了用场，——比如淮河入海水道；当然，还有在以往灾难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也有专家说今年淮河“大水小灾”与降水分布关系很大。“大水小灾”，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未足以喜，特别是洪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而受灾损失统计下来，仍然这么触目惊心，是因为国家计划在淮河流域进行的19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并未上马或完工。所以，你看，不能再等了。

　　就在这一天，淮河流域进行了今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众转移，转移人口4.6万。也是在这一天，安徽邱家湖炸坝行洪淹没耕地3万亩，涉及30868人。

　　新华社在洪灾未结束的时候，就公布“过程中的灾情”，这是一个进步。其动机一是为了满足全国读者的关心；二是可能要起到一种安慰作用———损失并未大过以往。但是，这些数字都没有交代消息来源。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它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新闻媒体本身，毕竟不能算作消息来源。

　　北京把水景挖出来

　　7月12日，有读者打电话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埋入地下20余年的转河在整修一新后已经通水了。第二天的该报上便报道了这一水系治理工作及两岸建设的情况。北京缺水，而且缺水面、水景。这两年的京城水系建设即着眼于此。去年天安门旁边一条短短的小河菖蒲河，也是早年被埋掉，现在从地里挖出来的，治理开发后，景观效果非常好。过去埋掉是因为建设“缺地”，现在挖出来，是因为缺水。水的价值，过去和现在不一样了。

　　深圳宝安：保安抓贼奖励户口

　　《广州日报》刊出深圳宝安区公安分局的一项新的政策，并把社会的异议和盘托出：

　　为了进一步调动保（治）安员在打击犯罪活动中的积极性，该局制定了有关奖惩规定，凡保（治）安一年内连续在现场抓获10名正在实施“两抢”的犯罪嫌疑人，区公安分局给予其本人迁入宝安户口的奖励。

　　市民的担心是：如果抓贼也成了一种量化指标的话，保安员可能会为了户口而一味的去追求数量，这可能会造成一些误抓，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的观点是：户口本身并不是一种物质上的东西，如果把户口作为奖品，就会在社会上强化本地户口或城市户口的优势观念，这与户籍改革的方向是违背的。

　　我的观点是：户口并不是一种“治安资源”，但却是地方公安机关可以随意支配的资源。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户籍制度改革改什么？除了彻底拆除户籍壁垒这一最终目的之外，依法约束控制资源、支配资源的政府部门，恐怕应当是题中之义。（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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