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族小伙举马，在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当了6年教师。2002年初，他从学生那里听说了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经过初审、复审和中英文面试三次筛选，举马有幸获得了资助。刚刚拿到签证的举马将于8月赴美攻读硕士学位。

　　这个奖学金名为“国际奖学金”。2001年11月29日，福特基金会批准了基金会历史上最大一笔拨款———2.8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国际奖学金。

　　在国际奖学金的网站（china－ifp．org）上，有一份预申请报名表。报名表的首页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字：“本项目不资助居住或工作在下列地区的申请者：北京，广州，南京，上海，天津，深圳，香港和澳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上述8个城市的人为什么没资格申请？什么人能获得奖学金的资助？获得资助的资格是如何评审的？带着疑问与好奇，6月26日上午9点，记者走进了国际奖学金项目执行机构———国际教育协会，和正在进行2003年国际奖学金资格评审的工作人员一起度过了一个工作日。

　　只想留学，请别申请

　　国际教育协会的首席代表名叫顾理勉，是那个被工作人员称为“老板”的人。如果不看他的脸，只听声音，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会让你觉得，一个邻家大哥正跟你说话。其实，他是一位美国人。

　　交谈中，在中国呆了17年的顾理勉会不时摆摆双手，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如果是英语，一句就够了，说中文却要说这么多。我好像说了一大堆，也没说出什么来。”

　　国际奖学金主要面向那些缺少机会的人群，比如：贫困人群、少数民族和妇女。因此，该项目不资助大城市的申请者。

　　顾理勉这样解释这条奇怪的规定：“在这些大城市里，也有很多缺少机会的人，他们可能也需要资助，用居住、工作地点作为硬标准是不大公平。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这些发达地区的机会更多，我们的很多项目几乎都被北京和上海的人申请去了。如果这个项目谁都可以申请，对其他地方的人就是不公平，所以我们只好做这样一个硬性规定。这个项目的宗旨，就是要多考虑机会相对较少又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很多偏远地区的人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来申请，就是因为北京等地的人已经被排除了。”

　　获得资助的人可以到国内外适合自己的大学，攻读环境与发展、教育、宗教、文化、生殖健康、媒体和艺术等专业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顾理勉说：“这和福特基金会的宗旨有关。学科技的人能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你不资助别人也会资助。但像那些在贫困地区搞农业的人，你不资助他，他到哪儿去找钱？你资助了他，他学成后也不会跑到大公司里，他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去，这就有意义。我们资助过一个西藏的农业发展问题的专家，他和一些国际组织做过好几个农业发展项目，但一直没机会出国学习。他40来岁，经验挺丰富，当他学成回来的时候，他对当地发展的作用可能会比现在大得多。”

　　奖学金对申请者的要求自然不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潜在的领导才能，愿意学成后回到社区工作……而初步判断申请者是否符合上述要求的依据，就是一张可以从网上下载的预申请表。

　　说到这张表，顾理勉的脸上显出一丝神秘：“我们从来没有详细地解释过这张表，因为那样就会有人在填表时迎合我们。这张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申请者。如果一开始就让所有人去填那份厚厚的正式申请表，这会浪费很多本来不合要求的申请者的时间。这张简单的表使本应受到资助的人不会太麻烦，使本不应受到资助的人多一个障碍。这个奖学金的意义其实不在于受资助的个人，而在于他所代表的地区。我们要资助那些不但自己做得好，还能带动整个地区发展的人。如果你只想出国学习，请别申请这个项目，因为你将花费很多时间，但永远不会获得通过。”

　　资助缺乏机会的大学生

　　在谈到印象深刻的入选者时，国际奖学金项目的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名字———和梅。“和梅是去年入选的一个云南女孩，24岁，摩梭族，大学毕业后，在云南很偏远的一个中学当英语教师，从那儿到昆明都要走3天，信息不畅通。托福考试因为非典而推迟的消息出来已经很久了，她才听说。可见那里确实比较偏远。在面试时她一点儿都不自信，她觉得这不是她能申请到的项目。因为她看到别人的英文那么流利，穿着那么得体，而她一看就是从村里来的。在当地她的英文算很好的，可跟别的竞争者一比就不行了，所以她首先就把自己给排除了。从她申请材料的字里行间，你能体会到她对社区深深的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她一旦学成归来，在当地就是个榜样。你能感到她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她的自信在一点一点地增加。现在她还没出国，因为她基础比较差，我们想多给她一点时间，希望她能在这边准备好了，出去以后就能真正开始学习。”

　　评审专家谭深教授这样评价和梅：“有些人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梅就是这样的人。她不太会推销自己，但你能感觉到她的潜力，一旦获得机会，她会发展得很好。”

　　翻开和梅的申请表，字不漂亮，也不整洁。她写道：“我出生在一个贫穷又偏僻的小山村，人们靠着巴掌大小的土地过着艰难的生活。小学四年级，我考进了乡里的尖子班，乡政府离我们村45公里远。一个10岁的女孩，跋山涉水，真不容易。这样的艰难使我懂得了读书的重要，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大山。高中时，爸爸的工资很低，却要支付我和妹妹的学费，以及我母亲治疗风湿病的费用……参加工作后，我利用周末和假期在乡里扫盲，为乡民介绍农药的使用方法和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向不识字的妇女宣传婚姻法。我向学生和周围的人推广普通话，教他们说简单的英语。我想去学习，以便更好地进行教育改革。”

　　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选人也不容易。我们想找缺乏机会的人，但实际上因为其它一些要求，比如要有学士学位等，真到了那些少数民族地区，你会发现符合要求的人少之又少。每次筛选过后会发现，很多人是有一些机会的。所以，我们想把和梅的故事放到网上，让更多真正缺乏机会的人有信心来申请。毕竟这个项目的目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英文水平很重要

　　除了和梅，“举马”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得最多的名字：“他英语说得比汉语好，听他说英语是一种享受。”

　　下午4点，在国际教育协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高大、帅气、昨天刚刚拿到签证的维族小伙举马。操着有些生硬的普通话，举马用几句话概括了自己30年的人生路。在记者的启发下，举马慢慢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爸爸是个民间医生，后来在大队当了干部。我妈妈一直呆在家里，是个农民。我喜欢妈妈，我们8个孩子都喜欢她。我们家有很多书，每天晚上，爸爸妈妈轮流给我们读书。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做人的标准就从书里来。我小时候，我们的生活不愁吃穿。8个孩子都长大后有些困难，我们那个地方都很困难。”“我出生在新疆喀什疏附县乌帕尔乡，小学和中学都是在镇里上的。我家离学校有12公里，我每天骑车上学，来回要走24公里。初中毕业后，我在喀什一个师范学校学了3年美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离开家独立生活很不容易，我必须学会应付孤独和艰难。毕业当年，也就是1992年，我考进了新疆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美术教育。我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妈妈非常高兴，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我离开家的时候，她吻了我的额头。我在美术系学了4年，毕业后就留校了。我一直觉得应该去深造，提高自己的水平，把最新、最好的东西给学生。但对于年轻老师来说，这种机会是比较少的。无论是考研还是留学，都要求英语比较好。但对我们少数民族来说，学英语的机会很少。从小到大，学校里一直使用维吾尔语教学，但考研要用汉语，特别是我这种专业，研究生只能在内地读。当时学校里没有英语课，我就自学。当我有一定把握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讲英语课。那时候别的老师也在外面讲英语课，30块钱一学期，有些学生掏不出这个钱，就放弃了英语。所以我也开课，困难的学生可以免费听。我一共讲了1852个课时的英语课，我有很多学生。给他们上课我有很多乐趣，因为我能帮助他们，也许是教书教出瘾来了（笑）。有一天，一个学生向我介绍了这个奖学金，他是西安交大的毕业生，他的工作是设计桥梁。他在他的办公室里给我下载了预申请表，他说我应该去申请。2002年3月，我申请了这个奖学金。我觉得这个奖学金的选人程序非常好，因为他们找到了我———一个合适的人（大笑）。”“预申请时，我想，It’stoogood tobetrue（这个奖学金太好了，简直不可能是真的），到面试时我才真正相信。昨天我拿到了签证，我准备8月份出国，在美国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艺术学院绘画系攻读硕士学位。剩下的这一个月时间，我准备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也做一些准备，练练打字，争取在中国过了语言关，因为出去再学英语实在划不来。学完后我会回来，这是奖学金的目标，也是我心中的诺言。”（2401）

　　注：参与国际奖学金计划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力求公正，秉公处理所有申请，不徇私情，所以，他们一再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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