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敢于应诉也是政绩》的时评文章和《南方都市报》一篇题为《行政诉讼案应体现“官”“民”平等》的评论员文章，分别就“民告官”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展开论述。一篇的结论是“敢于应诉、积极应诉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有错承认、知错即改，本身就是一种政绩。”另一篇的论据是“设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是强化行政首长的法制观念，增强行政部门依法行政自觉性的重要途径，是改善行政执法行为，理顺政府与群众关系的必然要求。”

　　起初，对这两篇时评笔者也认为立论鲜明、观点突出、论据充分。然而，看到日前出台的《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则》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成为被告，根据具体情况，行政首长或者必须出庭，或者有选择性出庭消息（见《工人日报》7月9日报道），才又对行政首长出庭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深圳市以规范性文件对行政首长是否出庭应诉做出明确规定，在国内尚属首次，该项制度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约束。

　　长期以来，人们的思维总是锁定在对事物表层的思考，并没有通过现象看本质。就以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来讲，众多的时评是就事论事，对行政首长出庭只是停留在应该出庭的泛泛而谈上，没有看到行政首长出庭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必然趋势，而出庭的前提，必须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因为我们依法治国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从而剔除以行政权力干扰法制公平环境的违法现象。

　　从表面上看，各地出现的“民告官”的官司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条新闻，我以为，这本不该成为新闻。我国《行政诉讼法》已颁布实施13年，“民告官”的官司屡见不鲜，然而，据有关统计，在这些官司中，行政长官作为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还不到千分之一。看来，行政首长出庭的新闻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是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的必然产物，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意识的自然延续。自古以来，官是父母官，哪有长官接受审问的。但无情的事实表明，“大夫”就是大夫，“庶人”就是庶人，一些为官从政者根本不想与“庶人”平起平坐，老百姓更不敢奢望在法律面前与“大夫”平等。许多“民告官”案中经常出现的“缺席审判”，让法官尴尬，让法庭降低了尊严，不就是例证吗？

　　行政首长为什么不能“亲自出庭”？透视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封建等级观念在作祟。如今，这种等级观念在一些官员及其“身边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以往司法人员在“民告官”的案件中，常遇到这样的现象，当找到“某长”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是什么级别？谁派你来的？”可见这些官员并没有把自己摆在案件当事人的位置上思考问题，却把级别和背景看得特别重要。不仅如此，某些司法人员的等级观念也毫不逊色。

　　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矫正了许多人对“法”与“官”的错位认识。但从法理上分析，行政长官亲自出庭应诉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则，是法律所要求的责任。而百姓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特殊关系更决定了行政长官“亲自”出庭的必要，可以说，“领导”频频坐上被告席，换来的是政府威信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只有不断的完善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才能使那些少数公民掌握的公共权力不发生异变，才能减少行政诉讼中“缺席审判”的尴尬和增强政府官员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观念。严肃的讲，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也是肃清吏治的一条有效路径。

　　目前，国家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其关键取决于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司法监督，以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来规范行政首长参与行政诉讼，才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同时应认识到，行政首长出庭参与诉讼是法制政府、责任政府应尽的义务。所以，笔者认为，深圳在规范“缺席审判”，行政首长必须出庭应诉制度中，加强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是倾听百姓的呼声，用以指导今后的各项行政工作的“有作为”政府形象，是人民政府应有的姿态，这也是赢得人民信任的一条很好途径。来源：人民网（责任编辑：李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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