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准则。然而，要当好一个官，首先要做好一个人。

　　做官与做人，哪一种“做”更难？按理说是做官难。人，人人都能做得，官却不是谁都能做的，要从芸芸众生之中筛选出来，经过层层选拔，经过各种考核。做好官的标准也应该比做好人的标准更高。洁身自好的人，可以说是好人；洁身自好的官，却未必就是好官，好官的责任决不仅仅是管好自己；兢兢业业的人，可以说是好人，兢兢业业的官，也未必就是好官，如果没有新思路、新举措，也会只有苦劳没有功劳，不能开创新局面。

　　官既然是从人群中筛选出来的，按说做人是不成问题的。做官先做人就带有补课的性质了。那么，是不是选拔和考核出了偏差？不必讳言，干部的选拔机制确实还有空子可钻。至今仍有人买官卖官，仍有人靠巴结领导、依附上头，鞍前马后地会“来事儿”当官，就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样的人，在他们做官之前，做人这一关就没有过好。对这样的官说“做官先做人”，分量还嫌轻了些。

　　当然，没有做好人却先做了官的毕竟只是少数。然而，这“少数”也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做了官，就以为过了做人这一关，于是忽略了怎样做人。做官先做人这句话，十有八九，倒正是对他们说的。

　　做官的人，依然时时面临怎样做人的学问。是不是“一阔脸就变”？是不是眼里只有上司没有芸芸众生？是不是把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为了保住乌纱帽或得到更大的乌纱帽而不惜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主动找上门来的各种诱惑面前能不能气守丹田？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都是一个怎样做人的问题，而且，这些是在他们没当官之前很难碰到的人生课题。做官的人几乎就与各种诱惑同行，每个诱惑都是陷阱，没有掌握做人的学问，随时都可能让你陷进去。至于当官的人怎样治家，怎样为人之父为人之夫，归根结蒂，也都是怎样做人。

　　怎样做人的学问，还常常被现实的重重迷雾弄得似是而非，真假莫辨。在风气不正的地方，正派人或许步履维艰，搞歪门邪道的可能如鱼得水，这就容易使人扭曲了做人的准则，以为搞歪门邪道的“很会做人”；在监督机制与制约机制尚未健全的时候，好人也会变坏，如何把握价值导向、坚守做人准则就更加艰难。如今不少贪赃枉法的官吏，考其先前的德行，有的其实也在“君子”之列，不就因为看到“小人”们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日子过得比他们红火，于是心发痒、眼发红、手发毛的吗？

　　做官是有阶段性的，不可能一辈子都做官。即使在实行终身制的时候，也还有人丢官弃官，也还有人告老还乡。做人却是一辈子的学问，不做官的，有怎样做人的问题，做了官的，也有一个怎样做人的问题，即使船到码头车到站，也依然得想想怎样做人，起码应该知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告诫与警示；即使做了再大的官，也依然得考虑怎样做人，起码应该懂得“谦受益，满招损”的人生哲理。不少做官的人摆脱不了“59岁现象”，然而，我突然想起，身为高官而一身正气的郑培民，为国为民燃尽人生之时，恰恰就是59岁。他与那些摆脱不了“59岁现象”的人不可同日而语，其最大的分野，就在于他懂得怎样做官，更懂得怎样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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