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赵晨光先生在人民网发表《也说上海法院上网叫喊》，驳斥本人7月9日于该网发表的《法院该不该上网叫喊》的一文。笔者拜读再三，并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冷静地反思，觉得有些感受和想法非说出来不可，否则憋在心里难受。

　　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审判和执行是国家赋予法院的主要司法职能，审判与判决的执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二者缺一不可。判决不能执行（法律白条）现象的存在，就是法律和法院的无能与无奈。上海第二中级法院首次通过网站公布信用记录不良企业黑名单，以图通过社会监督，促使他们尽快改邪归正。这条新闻中提供的解释是，旨在由此加大社会各界对这些（赖帐）企业的监督力度。其问题实质仍然是法院应该履行的法定执行职责没有依法履行到位。虽然执行难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法院自身的法定职责却是他人不能替代的（也没有法院愿意别人来替代）。任何岗位的工作人员完不成自己职责内的主要任务，向外“叫喊”的理由都是难以说通的。

　　关于近几年来出现的“执行难”问题，确实有种种复杂因素。就算“许多有识之士、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法律白条’及执行难既是多因一果的产物”，但主因应该还是法律或法院。不少法院不敢、不愿甚至于不想公正及时地去执行司法判决，是造成执行难的一个主要直接原因。全国都有这种现象，上海市法院也不例外。就以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公布的黑名单为例，如果将债权人、债务人的真实情况一一摆出来，真正无法执行的案子估计比例不会太高甚至是很低。如此，是有钱还赖帐的企业那就应该强制执行；无法执行的无钱债务人，将他的大名公布出来又有多大意义，似乎也值得考量。

　　解决“执行难”问题，确实“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综合治理”，本人同意赵晨光先生的这一观点。而社会关注支持与综合治理的基础，必须是法院克服干扰、坚持以法办事，严格按法定程序与法定时限执行债务案件。在努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别出现或尽量减少出现新的“执行难”。要“改进执行方法，提高执行效率。通过对被执行人财产审计等措施，以及运用转让无形资产、以物抵债、执行和解等方式，缓解‘执行难’。”（肖扬语）这就需要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用到刀刃上，法院的本事应该是以法办事。“叫喊”之类的事完全可以争取公共新闻媒体来做。党报党刊或其他媒介都乐于助之，而且其威慑力绝不低于一个法院的网站。现在的问题是，不少法院喜欢对媒体搞“新闻封锁”，而不是新闻报刊找告状的人收广告费的问题。

　　最后要申明的是，笔者没有说法院不能“叫喊”，而是说不宜叫喊，原文的标题就是《法院不宜上网“叫喊”》，文章发表时网编改为《法院该不该上网叫喊》，并且文中明明白白写着：“叫喊也不妨一试”。同时，这里的“叫喊”、“悍妇”都没有任何的贬意，就是那个以叫喊方式换了坏彩电的妇女，其维权的胆量与机智也是值得敬佩的。把上海法官们的此项革新的“叫喊”相提并论，也谈不上什么“冷嘲热讽、大加攻讦”——只要认真读了原文，有基本文字理解能力的人大约都不会对此产生歧义。“质疑”倒是事实，也是笔者的本意。在法制国家，一个公民对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一次质疑，无论正确与否，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社会的支持与宽容。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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