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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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20日09:28 广州日报大洋网 | |||
他先后求学于江苏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攻读到博士后。 现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中华教育思想研究》、《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我的教育理想》等,主编《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等30余种,并主持《新世纪教育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工作。 曾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级研究项目并多次获奖。 在本报主办的2003年华南区首届教育培训展开幕式上,出现了一位特别嘉宾的身影———在中国众多市长中被称为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第一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副市长朱永新。 昨日,他接受了本报专访,这位自称“首先是个学者”的市长与记者就中国教育现状进行了一番引人深思的对话。 “中国教育缺人文精神” 记者:有人说你是中国众多市长中被称为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 朱永新:说我是第一人不敢当,但是教育确实是我的理想。也许是由于专业的缘故,我对教育有比别人更多的热爱。 记:在中国的现代教育中,“人文精神”是近年来被人们频繁提起的一个词。 朱:人文和科学本来是人类发展的两个轮子,但是近一二百年来功利主义潜行,造成各国在教育中都重视科学、智力的东西,却忽略了人文精神和对人类自身的关注。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90%大学应卖给民间” 记:您从事高等教育多年,广东目前正在加大建设教育强省的步伐,特别是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做大做强,您能给它的发展提点建议吗? 朱:我仍然是那个建议,国家要确保办好10所左右的一流国立高校,每个省办好1~3所省属高校,其余的大学都可以逐步转制民营,让它们走到民间,让更多有财力、有激情的人来办大学。我相信转制后的大学能进一步提高品位,改变目前人浮于事的现状。 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教育经费缺口巨大,更为严重的是教育经费内部配置极不合理。高等教育的经费占据了本来就很拮据的教育经费,如果对这些大学进行转制,就可以腾出钱来,解决一些中小学现存的实际问题,如改造薄弱学校、资助贫困学生等。 记:对当前的中国教育您有什么建议?您曾说过要把90%以上的大学都“卖”掉,是远景还是现实? 朱:在目前整个中国教育资源短缺,同时政府又不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筹措大量资金的情况下,最需要做的是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我建议在确保基础教育的同时,让高等教育走向民间,包括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文凭的发放等。 早卖早得益,就像国企改革一样。对现有的民办大学来说,从零开始的积累过程是漫长的,永远也不可能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办成中国的哈佛,与其让黄藤这样的民办教育家从零开始办西安外事学院,还不如让他收购西安外国语大学甚至西安交大。我国民间资本完全有这个实力,而且中国市场经济20年的发展也锤炼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民办教育家。20年来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他们注资教育的意义并不限于资金的补充。 “学者是永远的” 记:人们总好奇于你在学者和官员两个角色间穿梭而行,游刃有余,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您又是怎么寻找自己的定位? 朱:(笑)我一直把做官当做学问来做,我从上任第一天以来,每做一个决策都是通过做学问的方式来做的,算是一种“理性执政”吧。像在苏州建设国际教育园区,以及搞开发区教育这些决策,我都让我的研究生先做实验,他们的实验结果是我决策的重要部分,“专家说了算”,这样,做学问就为做官服务了。 另一方面,我从来都把副市长当作我搞教育的有利条件,当作实现我教育理想的一个途径。做学问和做官,这两者在我看来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在我心里,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个学者,不希望成为一个专门的“官”。对于我来说,市长是暂时的,学者才是永远的。如果哪一天我不当市长了,我随时都可以回到大学当教授。 记:大部分人好像都不太习惯“知识分子从政”。 朱:(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知识分子从政不行。过去我们干部成长的路径,都是从村长到县长再到市长这样一步步过来的,这样的机制固然能让一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但是一个城市要真正成为理性的城市,成为有文化品味、有人文精神这个“灵魂”的城市,还是需要一些有世界眼光的专业人士来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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