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过后，作文的阅卷问题都是热点，今年也不例外。6月中旬以来，先是江西考生蒋璐的《公则生明》该不该得满分引起争议，接着，陕西考生吴斌的“209字”的《无题》诗引起了更大波澜，此“波”未平，得大赛金奖，且获奖作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南京考生费滢滢的《人情与季节》得25分的新闻又迅速升温。与此同时，又有深圳的某母子俩鸣冤叫屈……

　　列举了这样一些例子，且按下不表，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离今年最近的2002年高考的作文评分之争吧。

　　2002年高考期间，当代名人魏明伦先生应央视《实话实说》之约写了一篇“高考作文”《考场思考》。当时，我是力主给这篇“高考作文”打高分的。后来从媒体的报道获知，对《考场思考》一文或褒或贬，悬殊之大，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央视的那两位“判卷语文老师”，一个打满分，一个给低分——虽无确切分数，差别已是自明；《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四川省高考阅卷场的部分阅卷老师及成都的部分市民，其中最高的打50分，最低的打22分，最高与最低之间，相差竟有28分！

　　高考阅卷接近尾声时，四川考生的一篇《潘金莲的选择》又着实让媒体热闹了一番。这篇“另类作文”的命运真正是应了作文题“心灵的选择”——接受了阅卷老师及相关领导“心灵”的特别“选择”——最初被判20多分，继而升到40多分，最终以58分的高分“胜出”——真是带传奇色彩！

　　魏明伦先生是局外人，他做“高考作文”乃是央视《实话实说》栏目播放给全国观众看的，无论得多少分，于他来说，将是丝毫无损；真正参加了去年高考的考生，数量有527万，这样多的考生中，不知有多少张明伦、王明伦，他们的作文也可能引起争议，但是由于阅卷操作方式的限制，他们没有机会引起更多的人的注意，分数得高得低，全凭各人的运气了。

　　《潘金莲的选择》的作者算是碰上了好运——58分的高分真令人艳羡！增加的30几分作文分足以改变其一辈子的命运！这篇作文的原文至今未能见到，但不管怎样，四川省高考阅卷场的老师和领导严谨求实的精神和作风令人肃然起敬！“祝贺”与“喝彩”之余，又不得不深思：这篇作文换了另外的老师来阅，是否也有起死回生的机会呢？再者，这样的作文在四川，在全国，是否唯一的呢？……

　　例子还多，不妨就此打住，回到2003年的“现实”。

　　江西考生蒋璐的《公则生明》是今年在媒体上最早披露也是最早引起争议的高考满分作文。笔者以为，此文构思不够新，材料不够丰富，语言也较“平”，只能算是一篇较好的“四平八稳”的作文，何况还出现了不该出现的历史常识的错误——将众所周知的岳飞生活的时代误为北宋。这篇作文得满分，评分标准放得宽了一点。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我将《公则生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来“亮分”。一个班72名学生，最高——打满分的有1名，最低——打36分的有1名，全班打分平均52.2分，与我的想法基本吻合。

　　陕西考生吴斌的《无题》一诗，在媒体上一亮相就引起争议，赞成满分者不少，认为不及格者似更多一些，主张打零分的也不乏其人——从60分的满分到零分，争议之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民网对之进行的一项专题调查，参与投票的网民多达76674人。笔者也为之而写了两篇文章，其基本观点是：《无题》是好诗，除去标题和“题记”，27行诗相当于1350字，不存在“违规”的问题，应该得满分；进而，由《无题》一诗是否“违规”的争议批评了高考作文命题“规”而不周。当我将《无题》介绍给一个班学生让他们“亮分”时，也存在争议——71名学生中，有6名学生坚决否定满分，有11名学生表示“无所谓”，而绝大多数学生都对此满分表示认同。

　　南京考生费滢滢的《人情与季节》得25分，这事与上面谈到的那几例又有些不同。费滢滢的父亲是名人，费滢滢凭一篇《平台》——获首届“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金奖并入选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的作文而扬名，名气似乎比父亲还要大些。也正因为费滢滢父女俩的“名”，费滢滢才有了在报刊上及时“申诉”的机会。对费滢滢的写作基本功，倒用不着怀疑，我组织了学生参赛，对“全球华人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了解得比较清楚。大赛分四轮，逐轮筛选，前两轮由参赛者自已写作后寄稿到编辑部，三轮和四轮则是在西安现场比赛。费滢滢的《平台》获奖基本上不存在偶然性。是否征文获金奖高考作文就一定得高分甚至是满分呢？那倒不一定；但我们也不必因“名人”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因《人情与季节》的原文没有见到，仅从媒体上刊登的“回忆”稿来看，笔者以为，评25分确实是太低了。

　　相比之下，深圳的某母子俩在媒体的“鸣冤叫屈”最带普遍性——考生考试下来，乐观地估计自己能得多少分，然而阅卷老师的评分与之大相径庭，令考生和家长皆大失所望……客观地讲，这种“大失所望”并非全是阅卷的不公，但也不能排除阅卷失误的可能性。

　　以上仅是近两年的例子，已足以说明，高考作文阅卷，其误差的存在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作文是精神产品，它是“人”写出来的，每一篇作文都带上了那“人”的主观色彩；尽管作文阅卷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还制定了具体的评分细则，但阅卷的又是“人”，不是仪器，执行标准的过程中，难免带上主观的色彩，而不一定能绝对客观公正地评价每一篇作文；就是仪器，也还会存在误差。高考作文阅卷人员的组成，大部分是来自教学一线的高中语文教师，也有部分大学教师，还有部分在校就读的研究生。我们并不怀疑更不能否定这个群体的整体水平，但是应该承认，每一位阅卷者的学识、阅历等是不尽相同的，爱好更是千差万别，阅同一份试卷，不一定能打出相同的分数。特别是2000年对文体全面开放以来，考生所写文体百花齐放，每一位阅卷者都要接触并评判足够多的文体的作文，这就不敢保证对每一种文体都十分熟悉且尺度的把握恰如其分。误差的存在也就更是在所难免了。

　　按照现行高考阅卷的规则，阅卷结束则是“盖棺论定”，除了分数统计的错误，每道题的得分是不容更改的，故而，《公则生明》和《无题》，无论社会舆论有多大，各自的满分，都是得定了。同样的，《人情与季节》的25分，深圳那位“鸣冤叫屈”的考生的作文得分，以及更多的“不公平”的得分，都已成了无法更改的历史。我们现在议论这个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希望今后的各届高考，在总结历届高考，特别是最近四年高考阅卷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更加切合考生实际的高考作文阅卷运作机制，把作文阅卷的误差减到足够的小，使中国公众公认的信度最高的考试——全国统一高考的信度进一步增加。

　　对此，我们也不妨来一个简单的回顾。

　　1998年，广东的高考阅卷首创“两人共判作文”的方法，其具体作法是：每一份试卷均由两位老师独立评阅，然后求出平均分。如果两个偏差较大，就交由阅题组长仲裁。每组由一个大学老师和一个中学老师搭配，这样既反映大学老师对中学生的要求，也体现中学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笔者从媒体上得知此首创方法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高考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广东“两人共判作文”说起》，有幸发表在《语文报》1999年2月23日的头版头条。1999年高考阅卷，全国有几个省区学习了广东，我们四川即是动得早的“几个省区”之一。四川的作法与广东差不多：作文一份试卷由两人背对背地评阅，各自另纸记分，阅完后核对记分，一般采纳两人平均分，如两人分数相差悬殊，由题组长参加共同商量后裁定……这样，比传统的一人独判好到哪里去了。

　　再历经四年以后，高考作文的“两人共判”法从采用的省区的数量上和具体操作的可靠性上，都有了新的进展，有的省“共判”人数已增加到3人。媒体对湖北省高考阅卷情况的报道，甚至列出了精确的分值：据阅卷点负责人介绍，两位老师的阅卷误差在2分之间为正常，如果超过2分，则须两人讨论给出分数，而阅卷大组长的最大赋分权限为5分。

　　应该充分肯定，一些省区走到这一步，已是很不错了。但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几点值得探究：第一，是否全国多数省区都采用了计算机并实行两人或三人共判？第二，“共判”同一份作文的阅卷老师的人数能否再增加一些？第三，高考作文文体全面开放已经连续四届，阅卷时，是否有了相应的完善的措施？

　　对于第一点，我不拟多说，因为一人独判的局限性实在太明显。对于第二点和第三点，我则要多说几句。

　　既然阅卷老师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对同一份作文的评判，存在一定误差，有的还达到了相当大的程度，我认为，除充分注意到阅卷老师个人的因素外，适当增加阅卷老师人数是减少误差的有效方法——我们何不借鉴体育比赛中的体操评分法和跳水评分法以及当今文艺界的电视歌手大奖赛的评分法呢？

　　可能有的人会说：“就一篇作文嘛，何必那样‘小题大做’！”可能有的人会说：“增加了阅卷老师，岂不是要增加阅卷经费？岂不是要延长阅卷时间？”

　　笔者以为，考生的作文有60分的分值，是语文一科的“重头戏”。少给1分，关键处，会让考生延误一年重考，或是让家长付出上万元的经济代价，何况作文阅卷的误差远远不止1分；反之，多给了，则是不公平的，对选才来说，也是不利的。误差大了，产生的不良影响就还要大得多。这种“小题大做”是完全有必要的。再说经费和时间。能否向考生多收一点高考报名费？如可行的话，就向考生及其家长明说多收的钱——比方5元或是10元，是为作文阅卷更细致用的——阅同一篇作文的老师多了，评分会更公平合理。如果事前宣传到位了，考生和家长是会通情达理的。至于时间，社会上流传的“90秒内定生死”颇有点骇人听闻；如果说这种传闻依据不充分的话，3分钟内阅一篇作文是大多数阅卷老师都认定的事实。“一卷定生死”的高考，3分钟也显得太短了。只要阅卷误差更小了，考生及其家长大都满意了，高考阅卷的总的时间延长一点也不会有多大的负面效应。再说，从今年起，高考时间已提前了整整一个月，与以往各届相比，时间是“赔”得起的，是不会影响全国高校招生这个“大局”的，作文完全可以阅得从容一些。如果高考作文阅卷采用了体操、跳水及电视歌手大奖赛的评分法，最终的结果会比那三项竞赛更公平些。为什么呢？因为那三项竞赛是所有的评委和参赛者都是面对面的，还存在人为的因素——恰好今天的各大媒体上就报道了香港文艺界在这方面丑闻；而高考阅卷则是在试卷全部密封的情况下进行的，完全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再说文体的问题。连续四年的文体全面开放，这个路子是对的，也希望今后仍然这样命题；但在高考作文阅卷工作中，应有新的举措来与这种“全面开放”相适应。所以，笔者建议，作文阅卷人员应按文体分组，也就是说每一位阅卷老师按自己的专长和爱好，选择最为熟悉的一种文体即可；而自始至终阅一种文体，也便于在同类文体的作文中比较方便地分出优劣。因为不同的文体的作文在单位时间里完成的文字的量是不同的，在字数等问题上，还应有“细则”——当然，作文的命题须首先考虑到。为了在技术上得到支持，每个组可聘请在相应的文体写作方面有一定成就的作家担任顾问。如果做到这样的话，今年的《无题》是否“违规”之争也就不会再次出现。考生一方，则要求在作文试卷上注明写的是哪一种文体；如果不写，则扣掉2分。这种要求是否合理呢？尽管文体是不限了，但具体写一篇考场作文时，究竟写成什么文体，考生心里是有数的，如果连自己写的文体都不不能确认，岂不是“创新”“创”得来有些过分了！再者，文体知识也是写作知识的一个小小的组成，考写作而将之赋分2分，是完全合理的。

　　提了以上的建议，我又联想到了媒体对四川《潘金莲的选择》的“虽然这篇作文最终结果令人安慰，但评卷老师们都有这样的感慨：考生言他人所不敢言，在高考时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他们希望以后的考生在选择如何作文时还是三思而行。”

　　“评卷老师们”的忠告不是没有道理的，确实是在为考生的前途着想。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考生们为保险起见，都不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作文的思想内容还能够创新吗？进而言之，我们的各门学科的创新教育，我们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创新人才的培养，还能够顺利地实现吗？

　　我们还是选择主动的一面吧！为此，笔者建议：为鼓励考生创新，高考阅卷场可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以评阅有争议的作文。有了这样的组织保障，就可以比较有效地地鉴别有争议的作文——哪些是在真正地创新，哪些是在耍花架子，甚至在胡言乱语。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遗珠之憾；也最大限度地减少鱼目混珠。须知，“有时，真理与谬误之间只是相隔一层纸而已”！

　　愿高考作文阅卷改革的步子跨得更大一些！进而愿整个高考制度改革的步子跨得更大一些！

　　（作者：四川省金堂中学）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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