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和“非典”疫情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在疫情最紧张的关头，对于野生动物发出了禁食令。
在首都北京，有关部门这边下达野生动物“禁食令”，那边执法队依“令”突袭“珍禽宴”；在广州，围绕着“立法不吃野生动物”而举行的听证会上，反对意见却占了多数。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南北两地的多家媒体同时刊发相关评论文章。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
直到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消息，有关“暂停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的规定解禁，凡手续齐备、经营规范的驯养繁殖企业，可在“非典”疫情后恢复正常经营；在全国范围内，允许驯养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继续品尝到人工驯养的“野味”。自此之后，所谓的“野味禁令”是有条件的禁令。这样的决定，不仅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且使“野味禁令”摆脱了“招致非议”的尴尬，步入了依法、规范的轨道。
由此，笔者不由得联想到，以前我们有不少禁令往往是有始无终，为什么会如此，其原因一是操之过急，失之偏颇，往往只顾及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视矛盾的方方面面。当野味在可以用替代品———驯养野生动物代替的情况下，一味强行禁止，自然要遭到抵制，况且还有那么多以驯养和经营野生动物为生的企业，再加上“野味”确有其广泛的市场需求，想靠一纸禁令去硬堵，难度可想而知。其二，一些禁令执行起来被打折扣，还有个是否具备可操作性的问题。就“野味禁令”来说，要想达到有令必行的目的，就不能不事先考虑到禁令能否得以落实。百姓议论，禁令的执行人员总不能每天24小时在全国所有的饭馆派驻执法队吧？再如当年有些地方的”禁放鞭炮令“，执行情况也是如此，好在最终不少地方政府从实际出发，将“全面禁放”改成了“有条件燃放”，既遂了民俗民风和百姓心愿，也保证了“禁令”执行的可操作性。
因此，保护野生动物的方向没错，禁止随意销售、食用野生动物以防止各种疾病传播也没错，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和看待问题，合情，合理，更要合法。刘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