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说，有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有说是畏罪自杀的，也有说是假自杀，是以此来要挟中央，等等。其实，高岗这次自杀是真的，不是假的。

　　1954年2月17日，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高岗接待客人后来到值班室，要矫洪良一起去院里散散步。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这些日子，高岗心神不宁，我和高岗夫人李力群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因此矫洪良已有思想准备，他婉和平静地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高岗假装着端详手枪，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年下午去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高岗沉着脸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还不相信我吗？”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

　　散完步，矫洪良赶紧到值班室给卫士长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告别贾拓夫，与老白匆匆赶回来。回来时，已是11点45分左右了。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又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面颊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匆忙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两个信封涂上胶水，封起来，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机要秘书董文彬和我轮流上楼缠住高岗。我下楼后，李力群赶紧上去，见起居室里没人，一时找不见高岗。正焦急间，高岗儿媳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李力群见高岗脸色苍白，样子很激动。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似听非听。后来高岗要服务员小张把两封信交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把两封信交给我。我们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这时服务员小张又被支使下来。

　　于是，我、小董和李力群三人跑在头里，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我跑在最前面，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壁炉，看董、李二人在壁炉前烧信。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在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一起双双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时，人们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势的严峻。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

　　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可是，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从我们上楼揭盖子、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的时候，是下午1点45分。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安志文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的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安志文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这时已是下午2时45分。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我和小董点头称是。

　　下午3点15分，总理接见了我们。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我），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

　　我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4点15分了。（摘自《百年潮》）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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