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湿乎乎的感觉很不舒服，现在又开始感到寒冷颤栗。我伸手抓住未用的枕头，盖在自己的额上。当我擦去汗珠，布的冰冷引起了令身体颤栗的寒意。

　　我看见东西了。阴森难懂的影像，许多人，都在旋转。颜色晦暗，形如鬼魅，现在正有一艘汽艇的船首向我冲过来。这只船将从我的身上轧过！“当心！“我冲着驾驶员尖叫，疯狂地挥动自己的手臂。我的下一个想法有关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我几个星期之前见过他，1997年12月，在被邀请到意大利作飞行后归来露面以后。尊严和气度。这个人高尚的品德与平静的虔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海中又出现一幕，将我带回了梵帝冈，我再一次看见教皇亲吻并祝福我们六个月大的儿子，杰佛里。他看上去是多么神圣啊！当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又飘远了，我的梵帝冈开始变得模糊。

　　我醒了。我在哪里？我环顾四周，看到床边的闹钟。四点钟。拉着窗帘，我不知道这是上午还是晚上。我的T恤，像床单一样，已经湿透。我急促地呼吸，仿佛我在大中午刚打了一小时人盯人的篮球赛。我意识到自己还发着高烧。我怀疑这些幻觉是不是抗生素的副作用？不，我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副作用。或许他们给错了我药片，也许给了我一些兴奋剂。

　　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染上什么，就是受1997年流感的波及，许多受感染的老年人都没能活下来。我试着从自己满头的雾水中搜索，我今年是否打了流感的预防针。我隐约地记得打过，但从“和平”号回来之后的时间里充满了这么多的医疗探索，我实在不能确切地想起来了。我似乎记得护士给我打过预防针，但是在今年，还是去年？

　　我试着将打预防针的时间归入到由我人生的三个阶段构成的新框架里。在太空中的生活是如此令人惊骇得迥然不同，以致这段经历从此将我的人生重新划分为三个部分：上太空前在地球上的生活，离开地球在太空中的生活，离开太空回到地球的生活。是的，我想预防针应归入我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总不能确定无疑地记起，我是否在射线中失去了一部分脑细胞这种挥之不去的担心，又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如果我真的得了流感，这种病毒中的抗原一定有了大的转变，因为我的免疫系统，如果我真的有的话，显然已经无效了。然后再想想，也可能是军团肺炎，就像今天早上医生在飞行医疗诊所里建议的那样。见鬼，我怎么会得那种病呢。试想一下。退伍军人的病。在某些会议上很多人得了肺炎——费城会议，我觉得——与旧旅馆的排气系统有关。许多人因此而死去。

　　全身湿乎乎的感觉很不舒服，现在又开始感到寒冷颤栗。我伸手抓住未用的枕头，盖在自己的额上。当我擦去汗珠，布的冰冷引起了令身体颤栗的寒意。我将毯子拉到了脖子上。保持头脑清醒，我对自己说。试着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记住你自己是个医生，治好自己。

　　我开始自我诊断。没有听诊器我也能听到自己肺的喘息。好的，杰瑞医生，咳嗽一声，看看你的肺是不是干净。我微微咳嗽，我的头像要裂开。咳嗽声并不清晰，特别是在左侧。这很有说服力，我自言自语，当我想起今天早上我胸部的X光看上去怎么样：两个肺底部都有浮肿的渗透物，但主要集中在左侧。

　　当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理状况时，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仅是浑身湿透，而且还在不断地大量地流汗。我能够感觉到汗水从我的每个毛孔涌出来。非常奇怪，我开始被它迷住了。这就是经典的寒战与高烧的感觉。汗水就这样涌出来，好像有人拧开了水龙头。尽管这个肺炎十分糟糕，我作为医生与研究者有点欣赏这个事实，我现在可以亲自经历，肺炎会对一个人怎么样了。

　　我的好奇心被打碎，我渐渐明白自己是真的病了！人们死于肺炎很平常。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它是头号杀手。幻觉很可能是由高烧引起的，尽管我感到十分寒冷，我最好从这些毯子下出来。我将手伸向床头柜，打开灯，拿过体温计。一分钟之后，我晃动玻璃管，直到能够看清水银的凹凸透镜，读出刻度，看到我的体温又一次超过了104度。我意识到我必须起床，无论我是否愿意。

　　我挪开毯子，我的身体开始不可遏制地打冷颤。我冲向壁橱，去拿一些干的衣服。我在打颤，摇晃，咳嗽。我吐出一些粘稠的绿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我艰难地走向药品柜，去拿我的下一剂抗生素与Tylenol。我决定最好是去医院的急诊室。医院，我对自己轻笑，是个适合死的地方。

　　在我去医院的路上，我怀疑我怎么会在一天之内从极其健康变成了肺炎？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生过病。与我在“和平”号上的日子相关的某些事就是变成一个罪犯。我现在及将来都会变成我在太空中的这段日子的人质。

　　可以肯定的是，我和我的同伴被暴露在乙烯与乙二醇的烟雾中持续几个月。这种抗冻剂的烟雾来源于“和平”号上冷却管的漏洞。每次俄罗斯地面主管者命令我们给冷却管加压，我们每个人都会畏缩。至少，这些烟雾必定报复性地毁坏了我的免疫系统，破坏了我的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得肺炎的原因。

　　我到达了急诊室。静脉注射的液体缓解了我的头痛，静脉注射的抗生素使我退烧。这不是我曾度过的最快乐的圣诞节，但我很感激仍然活着。到了元旦，我从那毁掉我的节日的病痛中恢复过来，并决定度过一个少些大事的1998。

　　毫无疑问，我的病可能只是偶然，忽略我以前的活动，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在我返回地球的一个月后，医生进行了肺功能测试，一切显示正常。肺病痊愈之后一个月进行再次测试，又一次正常。毒物学家继续安慰我吸入乙烯乙二醇烟雾通常不导致肺的破坏或其他疾病，尽管他们承认据他们所知，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一样在这么高浓度下呆过这么长的时间。

　　然而，吸入乙烯乙二醇会导致严重的病变，在飞行后的水样测试显示，在我们的供水中发现了一些化学物质的踪迹。也许我只是简单地喝下了什么，这场肺炎与我在“和平”号上呆的日子无关。但在我的心里，我没什么办法，只能以为是“和平”号造成的，我没法不这么想。

　　当然，大家都承认长期的太空飞行与长远的健康风险相联系。当处在空间站封闭的环境中时，人体不与任何新的细菌或病毒对抗。相应地，免疫系统变得低效。哦，当然，“和平”号上潮湿黑暗的环境适合霉菌的生长，但一旦舱门被关上，就不会产生新的病原体。

　　射线辐射是另一个与太空旅行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在“和平”号上的有些夜晚，我会被眼中的强光惊醒，强光是因为重粒子穿过我闭上的眼睑，然后撞击和刺激我视网膜上的神经末梢。将脑袋转动90度，粒子流会从右移到左，留下暂时的，幽灵似的痕迹。尽管我努力将自己的位置调整到充满铅的电池后面寻求保护，更多情况下是亮光仍不衰减，我仍被照亮。

　　我对这种猛烈袭击感到无法可想，只能回到睡墙上，尽管有强光的干扰，也试图入睡。在十分钟左右之后，空间站会迅速离开围绕地球的范艾伦(VanAllen)磁场带断层。重新回到磁场带，我们会又一次受其偏转力地带的保护，我闭上的眼睑会又一次提供黑暗。

　　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飞行医疗诊所里，医疗研究者们在进行一项有关宇航员健康的长期研究。对每一个宇航员来说，三个与年龄相匹配的屏幕健康控制项目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依次进行的。然后每个人接受年度的生理研究，包括实验室研究。我每年都会回美国宇航局，直到我死于飞行事故。这个研究是被设计来判断一个问题，成为一个宇航员是否会提高一个人的疾病率与死亡率的。

　　宇航员真的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频率，比如得骨癌吗？尽管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宇航员与对照组之间没有发现主要的差别。我希望我的数据不会改变结论。

　　在床上躺了14天，高烧的次数已多得数不过来之后，我恢复了健康——正好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当我回顾前一年，发觉所有的挑战都很杰出，所以似乎这一年以平淡来结束不太恰当。

　　肺炎作怪是一个更加恰当的结尾。

　　但在这一年中我学会了很多。我不会再对地球上的自然财富感到不以为然。我不会再轻视健康的身体、日常的舒适、或者安然的生存。这些都是福祉。

　　文森特·梵高有一次评论说，他在画中使用颜色不是为了努力去精确地模仿自然的颜色，而是表现自然在他身上所引发的感情。对梵高而言，绿色代表安宁、镇定、和平。

　　梵高是多么正确啊！我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没有什么比绿色更加平静安详了。没有什么比在我的后花园里，就那么躺在草地上看着头顶的树叶摇晃来打发时间更加令人放松了。品味地球这种简单的美丽。没有什么享受比我脸上的一阵凉风，一道阳光，比树叶的沙沙声更加神奇了。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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