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谢卫群

　　法律已经管到吐痰、晒衣服之类，如此“无微不至”，强调自我约束的道德建设反而被严重忽视了

　　人们的文明礼仪和举止，需要有意识地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培养

　　“又是中国人”的指责让人难为情

　　近日，记者与日本朋友丰田洋子聊天，谈到社会陋习，再次想起本报不久前“破陋习树新风”的系列报道。

　　因为嫁给中国人，洋子常往返于东京与上海。提到中国人的陋习，她好奇地问：“你们说的，是不是指人多不排队，乱穿马路，穿着睡衣逛商场，在公共场所喧哗，用完厕所不冲水，集会老迟到，开会时说悄悄话、还旁若无人地打手机？”记者语塞。

　　洋子举例说：现在到日本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在东京的公园、餐厅等公众场所，遇到有人大声说话，她的朋友常会说“你看，又是中国人”。“每当中国人被盯着看的时候，我总会脸红。”她说，“因为嫁了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了嘛，很难为情。”

　　在上海生活的时候，她也常常被一些不文明的举止所困。比方说带孩子去吃肯德基，排队半小时也轮不上，总有人插队。更让她不可思议的是，插队的人竟一点不难为情。到后来，她也只好拉着孩子学着插队。

　　“中国发展很快，可总感觉人的精神文明程度，不如物质文明程度提高得快。”她感慨地说。

　　洋子的话，给记者另一个提醒：文明更多地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因为SARS，我们开始关注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卫生陋习，但更多的不文明举止，被习以为常地默认了。

　　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正是由一个个社会的细节承载着；而每个人的文明程度，则由他的一言一行来表现。只有让我们的每个行为细节都“讲究”起来，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可能提高。

　　立法不能代替道德建设

　　对不文明的行为，每个城市都下过一番功夫去改变。

　　比如对“随地吐痰”，上海出台法规，一口痰罚到200元。对“沿街晾晒衣物”，上海也在市容管理法规中提出了惩治措施。

　　法律管到吐痰、晒衣服之类，应当说是相当细了。可事实上，效果并不如意，执法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所谓“治陋习应该用重典”、“鞭子下面出文明”，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但若形形色色的陋习都上到法律的高度，那法的负荷未免太重了。

　　“法律是社会规范的底线，如果法都管到怎么吐痰、怎么上厕所等生活细节，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们社会道德的缺失。如此下去，也会降低人们对法的崇尚度。”华东政法学院法理学教授丁以升说。

　　上海动物园园长熊成培，曾经在日本做了多年访问学者。他说：“在有些国家，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准则：不给别人添麻烦。”人们生活的每个举止细节都会考虑他人的感受。上电动扶梯，自动靠右边站，腾出左边通道，让有急事的人先走；听人谈话，一定看着对方的眼睛，表示你很用心。这些细节，却不是用法律来制约的。

　　除了说“不”，还要正面灌输

　　注意自己的每一个生活细节，是不是很难？

　　一位记者同行总结：说难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她说，过去我们描写科学家忘我地工作，有一个共同的细节：一定不修边幅。可是，现在的科学家们，一到学术会上，特别是国际会议，个个衣冠楚楚。这个变化说明，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是可塑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生活修养和生活习惯的问题。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物质文明日新月异，但生活方式和个人礼仪的进步却迟缓了许多。

　　自助餐是一种引进的用餐方式。许多人将冷热堆在一起，且堆得像小山，大有一种不吃白不吃的架势。这样的举止当然很不文明，但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因为可能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应该如何用自助餐。

　　与物质文明的进步一样，人的行为文明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有意识地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培养。

　　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办事处的保罗先生，是上海市民文明巡访团的成员。谈到不文明的行为，保罗说：“我们太多地说‘不’，而很少正面灌输。”他举例说：“街上到处写着‘不乱穿马路’，但只说了不允许，没有说如何穿马路，等于没说。能不能制作各种电视片，用生动的形象，示范大众应该怎样穿马路？”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不随地吐痰”，这个要求是对的，但能不能进一步告诉大众应该如何吐痰？如果没有痰盂或垃圾桶的情况下如何吐？以此类推，如何用厕所、如何扔垃圾都是要教一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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