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经常询问自己有关在“和平”号上经历的问题：“那有趣吗？”

　　我总是想坚定不移地回答是的，但总不能使自己那样回答。我觉得说“不是，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无用的人。但我的诚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和平’号上有趣吗？”“不，不是这样的。”

　　我很忙。所有的担子都落在我们的肩上，压力丝毫不减。那不是娱乐时间。实际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么努力地工作过。当我们不修理瘫痪的环控与生保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在进行太空行走和无数的实验——超过100个。我睡觉时眼睑上粘着传感器，来记录我快速的眼球运动的睡眠，而头皮上则粘贴着电极，来记录我的脑电波图像。

　　但如果问题被提出，“在‘和平’号上飞行，你高兴吗？”我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的。我们是占领太空的先锋。我在太空中，能够看见地球，和令我们不可思议、终生难忘的宇宙。飞船的发射与着陆，太空行走，在联盟号太空舱内飞行，科学的成就感，是的，甚至是那场大火与差点的相撞，都是会伴随我一生的非凡经历。我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看到地球的全貌扩大了我的视野。我看见美丽的蓝色的亚德里亚海，连绵的巴尔干山脉。我希望我能够将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与南斯拉夫地区的领导人接到太空中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明白没有什么天然的界限分隔着他们，只有人为的界限。我已经当了20年的美国海军军官。我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但我也从太空中看到了没有被分割的地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间的战争没有意义，现在，无论何时我观察任何形式的冲突，都试着退一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理解随之而来。

　　我学会了不要将任何事物视为必然。当飞机误点时，我现在能心平气和地坐着等待。我可以拿起美味的三明治，不再从吸管中吮吸脱水的食物。椅子很舒服，摆在地板上。有空气，我不用重新冲气、过滤、分析其氧气成分或压力，或者担心是否足够维持我再活几个小时。我不用只看见两张脸，而是有几十个人在身边走过，或者更好的是，与一个我以前从没有交谈过的人展开对话，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很相象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人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没有意义的差别上。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不同，理解那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一起呆在地球上，从太空遥望的时候，地球并没有被零碎地分开，而是以一个惊人的整体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几乎失去理智全力以赴于区分彼此和为我们的一点差别斗争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应该每天数数自己的财富，不要相互争吵。

　　在“和平”号上，我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畏惧的人，我确信如果在某个环境下人类可能生存，那么我就可以活下去。我不会恐慌；我的心跳不会加速。相反地，我会平静地估计形势，像我受过的训练一样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那种自信至今存在。没有什么挑战是特别巨大的。我已经学会人类可以度过任何障碍，任何逆流，克服任何困难，为其创造更好的局面。

　　我不再听信那些说我们不能改变的人。每当我听到一个生意人说，“我们总是那样地做生意；现在要改变太难了，”或者另一个人开始说“我不能改变；我总是这样，”我反对这种假定。在地球上生活42年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地球人变成了太空人。飞行对我似乎像走路一样自然。人类的适应能力是无法限量的。我们能够改变。

　　最后，我在一艘太空舱里——五个月在最困难的生存条件下，不可逃避地在一定大小的太空舱里，我和两个以前冷战时的敌人肩并肩地生活——而且我们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值得一提的争吵。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困境教会我们只有共同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活下去。人类可以相处。我们可以与自己有不同文化的人，与可能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共同工作。我不再接受与此相反的观点。

　　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和人类的本质。我们能够远远地超出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有实际意义甚至可能的程度。

　　在我从“和平”号返回地球之后，无数安全评论委员会的人问我，“送下一个美国宇航员去“和平”号安全吗？”

　　我总是回答说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暗示说，我在美国宇航局中并不是一个级别足够高的人，或者，我猜想，美国政府评估所有的效应，包括政治效应，都与这个问题的坚定回答相联系。

　　也许忽视美国太空项目赢得的重要科学与行动知识的程度，美国政府认为参与俄罗斯的合作性太空项目是坚守“和平”号的充分理由。或者，我们的政府想通过“借款”的幌子给予俄罗斯国际援助，而把宇航员送到“和平”号上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政治策略。

　　我曾读过报纸报导，送给俄罗斯太空计划的美元是作为阻止俄罗斯政府向伊朗提供军火，或者向印度提供导弹的手段。尽管我与这种交易没有利益关系，这些报道与我在战壕里观察到的也确实没有什么矛盾，当俄罗斯不守信用后来又运送武器，或背叛协议时，我们仍视而不见，继续试图包容俄罗斯。

　　尽管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是否要继续让美国人呆在“和平”号上，我能以一定的权威，评论在“和平”号上应负担的风险。当我在空间站的时候，风险水平陡然攀升，真实存在。在我回到地球之后，我告诉无数美国宇航局的安全评判小组和独立安全小组，我认为“和平”号上的风险程度实际上比俄罗斯太空署宣布的要高得多，风险程度比已知的或者是美国宇航局官方知道的，也显著地高。“和平”号原来被设计只维持5年。而在我逗留的时间内，它已经在太空中超过两倍的时间了。

　　然而，高风险并不必然等同于“不去”或者“不安全”。登上月球是一次高风险的探险，但很值得。风险只是方程的一个因素。利益是另一半。

　　在利益的一方，我很清楚地知道，使用“和平”号的科学能力与提高我们在对接与长期太空飞行方面的操作技术的能力正在减小。在前进号飞船与“和平”号相撞之后，“和平”号超过一半的电力供给已不复存在。经过证实，失效的还有“和平”号上惟一两个有科研能力的太空舱中的一个光谱舱。

　　这些损失在两个方面会降低将来的科学产出率。第一，没有足够的可依靠的电力来发动残留的太空舱上的科学设备，许多有意义的实验不能再进行。第二，没有光谱舱，与一半以上的科学设备相连已经不再可能。除此之外，因为单纯地为保持空间站存在而要进行的修理就需要很多时间，宇航员进行实验所剩的时间微乎其微。

　　我们很久以前就证明人类可以在太空中生活，环控与生保系统可以被建造得足够可靠，使人类在太空中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美国人和俄罗斯人一起，已经从仅仅在太空中生存，跨向了能够进行有用的工作——进行实验这个阶段。回到仅仅努力使三个人在太空中活下去，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

　　说到太空操作经验，到我离开空间站为止，我们已经有足够数量的航天飞机与“和平”号对接，因此已有经验、很有信心胜任这类对接。我们早就知道长时期生活在隔离状态下船员会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早明白与俄罗斯人合作永远会很困难，但我们证明了这是可以做到的，尽管很不容易。

　　关于我们准备将来使用航天飞机与预定的国际空间站ISS——新一代的空间站，最初由美国与俄罗斯建造，它的首批部件已经于1998年发射——对接的意见，我已经听ISS高层管理者阐述过许多次了。航天飞机已经自己证明——重复与“和平”号对接真的不会得到任何新的东西。实际上，这些管理者，大部分都希望我们停止“和平”号的飞行，这样资金有限的俄罗斯会集中所有的资源来为国际空间站建造新的太空舱。

　　如果从冒险中赢得的利益高得能证明风险的正当，这项职责的志愿者也全面了解了其中蕴含的风险，那么登上“和平”号，为那项职责分担任何其他风险的努力，将被认为是足够安全的。然而，当风险高过利益的时候，在风险与利益的曲线上就有一个交点。在冒险之前，这个点必须被精确界定。如果这个点被超过，风险远远地高于利益，那么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必须作出一个非常有勇气的决定，命令停止冒险。

　　我想要强调勇气这个词，因为命令停止做某事经常比继续维持现状困难，尤其是现状被政治性的和官僚性的推动力所加强。改变既定的努力目标来适应新的环境所需要的勇气则少一些。电力现在不足吗？目前超过一半的科学工具封闭在一个没有空气、死气沉沉的太空舱里吗？好吧，科学进展毕竟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学会当太空舱被刺穿时怎样修理，同时学会怎样在太空中与大火作斗争，怎样进行临时的太空行走来重新把电缆接上失效的太阳能帆板。

　　在我呆在俄罗斯空间站这段飞行经历之后，美国宇航员阿波罗13号的吉姆·洛弗尔站出来说，他认为“和平”号应该“光荣退休”了。吉姆，当然不是被明显的风险探索所吓退的人。

　　他作为实验期的飞行员或者宇航员，已经将自己的性命交了出来。但从吉姆身上，我们学到了我们必须学会的东西，利益不再能证明进一步的风险是正当的。知道什么时候放弃一艘飞船也是必修的一课，吉姆说，我们应该停止输送我们的宇航员去“和平”号。

　　不管他的分析是错还是对，比起相反的观点，说什么尽量维持现状，吉姆的结论更难能可贵，表达更需要勇气。在处于战壕里的宇航员看来，不考虑任何的政治利益，很明显“和平”号上的风险已急剧增加，利益已急剧下降。在我看来，“和平”号将来表现的最好的一些指标是它现在和过去的情况。面对那样的现实，像我这样的宇航员很难与吉姆的结论争论。

　　美国人与俄罗斯人继续呆“和平”号上。政府选择孤注一掷，在我的使命结束之后，另外三个合作团又去了。最后的美国宇航员在1998年6月返回。俄罗斯人继续飞行，但在企图获取电影导演、广告商人和有钱的寻求刺激者每月花200万美元去参观“和平”号而没有任何响应之后，空间站最后似乎真的要离开轨道了。大部分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会烧毁，但预计有些大的碎片会落在地球上——很可能落在海洋里。

　　我去芝加哥，造访了吉姆的家。他说的有些使我震动的话，不仅正确，而且意义深远。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样做极其困难。“和平”号已经如此出色，到了光荣退休的时候——不是在撞击、火灾或是其他一些灾难性的环境之下放弃“和平”号。到了将注意力转向别处的时候了。

　　我和三个美国飞船船员，两个“和平”号长期船员一起飞行过。我乘坐过俄罗斯的联盟号太空舱和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不可思议的飞船，美国的航天飞机。我曾在太空中散步、生活，曾作客从天堂观看地球。许多其他的宇航员做得更多。宇航员约翰·杨，和他的两艘Gemini，两艘阿波罗，两次航天飞机任务，以及超过35年的服务，在美国宇航局中是献身工作与热爱祖国的光辉例子。但我很满意自己做了并尽最大努力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我知道其他人会接过我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在地球上经过一段调整之后，我被叫到宇航员总指挥的办公室。他或多或少地告诉我，我应该让他知道，将来我对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有兴趣，他会尽力确保我被分派到那个任务中去。

　　这是一个特例，但他说我的表现和所作的牺牲也很特殊。

　　我感谢他，但告诉他，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应该转行。我只有42岁，却已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了20年，已经有资格退休。我刚刚结束了一次难忘的太空使命。我第二个儿子出生了。我已经飞行了5千万英里，觉得有些疲倦，厌倦了旅行。我已经在太空中完成了我十来岁躺在沙堆上，看着月球，知道我们人类那时正在那里时梦想的事。我的篇章结束了。我决定“光荣退休”。

　　几个月以后，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教练洛埃，结束一个国家冠军赛赛季之后，邀请我给他的队员作一次激励性的演讲。我讲完之后，教练洛埃与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交谈。他问起我以后的打算。我告诉他，我正休息，花些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杰瑞，你正处于中场。你的前半段不错，你绝对处在领先地位，现在你可以将比赛计划转向你喜欢的东西。我确信你会有个伟大的后半段。”

　　我喜欢这个比喻。确实，那是一个优秀的前半段，在此期间我占有比赛优势。

　　现在我居住在密歇根北部的一个宁静的小镇。我很满足，无忧无虑。我不想去征服任何东西。我很高兴回到了地球。任何新的历险都与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新出生的孩子分享。

　　很久以前，我的父亲对我说，“杰瑞，你能成为一个宇航员，或者任何你想要做的人，只要你下定决心，努力奋斗。这里是美国。”这些由我尊敬的人所说出的鼓励的话语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大部分空闲的时间都花在陪儿子玩耍上，我想让他们知道，天空不是界限，他们也能做到任何他们决心要做的事。

　　我知道那是真的。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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