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了二篇文章，一篇是《人民网》陈栋先生的《学校不应逃避对孩子的监护责任》，一篇是《沈阳今报》邹云翔《“学校不负责任法”》。这二篇文章都是针对北京市即将出台的《北京市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草案)》发表的评论，焦点是该草案规定了学校不承担责任的十种情况。二篇文章观点大致相同：认为即将的《北京市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是非科学、非公平的。可能给教育体制造成大乱，产生负面影响。
笔者不敢苟同以上观点，深以为北京市的做法走在全国前列，很有借鉴、参考价值的。两位作者对《北京市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的理解未免有些“片面的深刻”。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学校和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识存在明显误差。陈栋先生认为：学校和学生之间存在着监护与被监护的法律关系。学校对学生负有法定的监护责任，学校的监护责任来自学生家长的委托。实际上，中小学生是未成年人，我国《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未成人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它合法权益。法律以明文规定的方式确定了中小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只有法定监护人有资格、有义务履行监护责任。其它主体不具有这样的资格。学校既然不是中小学生的法定监护人，何来监护之责？更何况我国法律规定的“监护制度”根本没有“委托监护”之说。“委托监护”不受法律保护。大前提失之毫厘，结论必是谬之千里。
邹云翔先生对学校和学生法律关系判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北京的这个《条例》意在免除学校的责任，是不公平的。实际上，这个规定并不是一概地维护学校利益，《条例》将学校不承担责任的情形，严格限定在十条之内。邹云翔先生列举了学校都不承担责任的四种情形：（1）“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事故；（2）学校能证明，校方不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或疾病，在教育活动中发生事故的；（3）学校有证据证明，学校及教职员工已经充分履职，但仍没有避免事故发生的；（4）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意外发生事故的。”邹云翔先生的看法是：对于这些事情应该说双方都没有过错和责任，但是危害的结果却是客观存在的，这样的结果应该承担公平责任，学校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邹云翔先生是检察官，应当知道：第一种情形，不可抗力是法定的免责事由。第四种情形，可以理解为“受害人同意”也是法定的免责任理由。第二、三种情形，按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当适应“过错责任原则”，在学校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学校不应承担责任。邹云翔先生主张的在双方都无过错的情况下，应当适应“公平责任原则”，学校也要承担一定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是就说适应“公平责任原则”法律有严格的限定范围。具体说：公平责任主要适应于，《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的了事责任和《通则》第129条规定的紧急避险。关于学校责任承担并不在法律规定“适应公平原则”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法定责任主要体现在“教育和管理”。北京市出台的《中小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也申明了这样的道理：凡是因学校教育管理出现问题导致的学生权益受到损害，学校理所当然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十条例外情形”中，学校管理没有问题或完全与学校管理无关，学校不应承担责任。北京市的条例在法律上并没有越界的创新，只是在细化上作了些文章，把现有法律规定归纳、落实到校园中，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学生的责任。我认为这是科学的，事实求是的，是符合现有法律规定的。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