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些腐败分子能在一些地区、单位频频得手？为什么如今的贪官会变得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有恃无恐？为什么现在的反腐败会如此艰难？为什么人们对腐败的监督会失去信心？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正在盛行着的不良的、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猖獗流行的“四张关系网”：金钱关系网、权力关系网、家族关系网和人情关系网，在削弱、腐蚀、摧垮整个社会监督这种政治行为。因而可以这样说：权力的腐败凭借这“四张关系网”而发展、泛滥，“四张关系网”在腐败的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

　　譬如，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被公审真是大快人心。然而你想到过没有，就是这么一个靠自己肉体、色情发迹的高级娼妓在十年之前就有人状告于她，然而什么用处都没有，不仅告状信落到了她的手中，告状者受到了打击报复，而且状告得越多，她上升的速度就越快，为何？这个蒋艳萍倒是说得很坦然：“我有的是关系。”凭这个关系，她可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叫嚣：“现在又有人告我的黑状了，告诉你们，那是不自量力。哪儿都有我的人，他们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96年广西巨贪李乘龙受贿调查案刚进入取证的关键时刻，就有一个“神秘高层人物”打电话给检察院，要他们立即以当时认定的4﹒5万元结案。如果那样做了，那么李乘龙的1666万元的案就肯定查不了，检察院的一些同志就没有信这个邪，硬将“漏子”捅到了中央高层，“请”来了中央调查组，进行了全封闭的办案，还将李乘龙转移到广东（足见保护李的势力之厉害），才使最后案情大白。

　　山西绛县那个在短短几年吊打捆绑群众上千人、非法拘禁300余人被人称为“活阎王”的“三盲”（文盲、法盲、流氓）法院副院长姚晓红案件的背后，就充分说明“关系网”在某些地方的猖獗。这个明明是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搞到了大专毕业文凭；这个明明一点法都不懂，原来只是在法院开车的家伙，凭借“关系网”，竟混上了县法院副院长之高位；这个在绛县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民愤极大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其罪行居然都能被长期包庇下来不受惩罚；这个恶行、劣迹累累的家伙，凭借“关系网”，居然在1995年被山西省评为“山西省十大新闻人物”，省内的一些新闻报刊将他称为“人民的好法官”；当中央工作组抵达运城，展开对他的劣迹调查时，凭借“关系网”，竟有200多个电话打给他，通风报讯；更有“意思”的是，中央专案组抵达运城时，姚晓红的“关系网”居然敢给中央专案组停电、停水、停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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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被揭露出来的大量的反腐败案件表明，在一些地区、单位中，“关系网”对腐败的形成、发展、维护、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今研究反腐败领域中最最时髦的理论是“寻租理论”，不过依我看，权力寻租固然重要，然而比其还为重要的则是：寻求关系、建立关系和维护关系。

　　那么，当今社会流行的是什么关系网呢？

　　金钱关系网。它是当代“四张网”盛行的核心。若是说中国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关系网”中人情还起一定的作用的话，到了今天起主导作用的便是金钱，是利益，它是“灵魂”，所以，“金钱关系网”变成了“利益关系网”。没有金钱的支持，那么，基于亲属、战友、同学、老乡等人情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就变得非常不牢靠。没有金钱的支持，那么，那种基于利益互补关系而聚合起来的各种资源与权力拥有者的关系体，等于是虚设。有了金钱的支持，就可以使“网外人”变成“网中人”，由“圈外人”变成“圈內人”。金钱是腐败势力形成腐败集团的“粘结剂”，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它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利益共享”原则的幌子下，轰开“监督者”的灵魂，使一些人乖乖地落入关系网；它是“粘结剂”，可以将不同类型的、不同层次的人“粘”在一起，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腐败势力效劳；它又是整个关系网的“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润滑。

　　权力关系网。当今的社会腐败为什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原因就在于当今的腐败者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用不着多长的时间就在自己权力体系內编织了权力网。他们用腐败来的利益按照权力的大小、等级的高低进行利益分割，建立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许多大案要案材料表明，变异了的权力网是腐败的保护伞。越是大的腐败分子，在其相应的权力部门中都有它的“代言人”，有的人无视组织原则，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结党营私、安插亲信。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扭紧一股绳，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了坏人，或是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句话，使监督变得苍白无力。臭名昭著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知炳，就是采用“挤走一批，拉拢一批，提拔一批”的手段，大力培植亲信，组成自己的“铁杆部队”，编织了难以破除的权力关系网。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最后将准备报导的腐败案件扼杀于摇篮之中。

　　家族关系网。以直系血亲为基础的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网。一般说来，凡是腐败泛滥、猖獗的单位，终会或多或少地、或隐或现地烙上家族关系网的痕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家族势力曾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家族文化一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力量。所以，只要有机会、有条件，它就会很快地死灰复燃，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出现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苏哈托家族式腐败”。家族关系网在社会腐败的发展中有以下这些“功能”：一是它是腐败发展的“突破口”，许多大案要案往往都是从有权势领导人的家族（尤其是他的夫人）开始的，譬如，有很多人说，被誉为“中国烟王”的褚时健的失败就是败在他的“娘家人”──“马家军”（其夫人马静芬、其妹马静芳和其弟马建华）姐弟身上的，她们太贪了，只要能来钱，不管是什么人（有些行贿者属于“下九流”、“低档次”的，褚时健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他的老婆都一律是“来者不拒”，即便是那些有权有势领导人的子女来行贿，她也是“铁面无私”，“照收不误”（褚的意思对这些人是“免收”），褚时健的垮台就是从她的妻妹马静芬的被捕开始的；二是出现了许多家族腐败集团和人们最为痛恨的“衙内现象”（如北京陈希同的儿子陈小同、首钢的周北方），这些人仗着父辈的权势，仗着自己年轻、“懂得多、识得广”，因而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贪，心更黑，手更辣，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三是一旦形成这种带有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关系网，那么，再要对它进行监督，就会比登天还难。譬如，就是那个褚时健，破获此案真还费了不少劲，首先中纪委直接插了手，没有这一招恐怕还动不了他呢；其次，即使抓他的老婆，也真还动了一番“脑筋”，很多报道中用了“巧捉‘褚夫人’”一词：即设计将“褚夫人”调出玉溪市，然后再将她抓捕归案，为什么？就是因为褚在玉溪的势力、影响太大了，担心抓捕她的事，一旦闹大了，“他们能不能离开玉溪市就成了问题”，足见这个腐败的家族集团的厉害。

　　人情关系网。过去，社会盛行的是“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在某些人眼中，人情比原则、比政策、比法律还重要。如今，每当一个腐败案件发生以后，来自“老部下、老同事、老同学、‘亲爱者’”的人情就不得了，说情者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政治、不讲正气，不管他是不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是一个劲地写条子、打电话、通关节、走路子。譬如，新疆乌鲁木齐市警方在统一行动，一个早晨共收容了150名“三陪女”，然而还没有到中午，就有上百人前来为“三陪女”说情，说情的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说情者既有生意人，也有国家干部，有的人“来头”还很大，“关系”还相当硬。由于此风的盛行，不仅造成一些严重的腐败问题不能被及时、完全揭露，或者揭露出的问题不能被及时、认真地查处，而且还助长了一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感到有靠山，使之更蔑视法纪，胆大妄为，顶风作案，从而诱发更多的腐败问题。由于此风的盛行，还使一些干部群众对反腐败丧失信心。这些人为什么要说情？原因很多。一是确是自己的老部下、“亲爱者”，受人之托，不好意思拒绝；二是自己得了求情者不少好处，难以拒绝；三是本是一伙的，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使自己受牵连，为他说情也是为自己开脱；怕问题揭露后影响自己的形象、政绩，影响自己的仕途。总之，由于说情风的盛行，使“监督者”稍不留心，就掉进人情的泥坑中去。

　　从本质上说，“四张关系网”就是“腐败网”。金钱是动力、目标；权力是纽带，是依靠，没有它什么都做不了；家族是基础，它最为牢靠；人情（感情、交情、友情、恩情）则是粘滑剂；当然，它最终败于一个法字，带来的必然是身败名裂。

　　决不要低估这“四张网”的“功能”。它的“流行”，

　　第一， 使腐败分子的腐败欲望恶性膨胀起来，使腐败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

　　第二，它大大地加大了社会监督的难度。譬如，由于“关系网”的作用，有的人明明问题比较大，然而就是立案不了，为什么？因为他有强大的“保护伞”，因为在我们的某个制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对同级管理的干部立案需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因而有些单位的“第一把手”一发现自己的“关系户”（或是所谓的名人、熟人、能人）有问题，就是不表态，借口“要慎重”、“要搞准”，将问题拖着、挂着，让你立案立不起来。还有一些想对腐败进行监督的正直监督者，其监督行为还只是刚刚实施，就被这“四张关系网”牢牢地“套住”了，一点都动弹不得，有的不得不违心地做了“网中人”，有的则被“四张关系网”缠绕于身，最后“窒息而死”。有的人说得好，中国的腐败分子之所以难上审判台，并不是说他们作案有多高明，有多聪明，而在于他们的网织的那么精，那么密！

　　第三，它恶化了整个社会风气。请看以下的顺口溜：“办事都得凭关系，有了关系靠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难找关系买关系，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不到关系就大有关系，找到了关系就没关系。”

　　为什么当今的社会盛行流行“四张关系网”？原因自然很复杂。不过，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万能的金钱论”渗透进了中国传统的“关系本位”。中国社会，诚如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它“既非个体本位，也非团体本位，乃是，中国的社会体系自古以来很大程度上是靠“关系”维系的，而当“金钱”渗透进这个以“关系本位”的社会以后，它就犹如瘟疫那样流行起来了，成为一种难以治理的不良社会风气。

　　的确，“四张关系网”不破，反腐败也就难以实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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