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冯俊杰在人民网撰文，提出了“时评作者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想当然”的高论。虽然本人写的时评不多，只发表过十几篇文章，大概也能算得上“时评作者”，经过这么对号入座，再加上近日多方反思，忍不住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冯先生相商：“想当然”不是时评作者的毛病。

　　经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得知，想当然是指凭主观推测，认为事情大概是或应该是这样。具体说来，想当然就是人们把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事物，与大脑中掌握的概念、规律、常识进行分析、比较，对其做出判定，进而作出“大概是或应该是这样”的判断。因此，想当然不是什么毛病，而是在对事物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掌握其本质，并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产生出合乎情理结论的认识过程。

　　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中这样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显然，“想当然”属于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是认识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想当然”的结论只可能是相对正确的，还需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进行检验，要求仅通过“想当然”就得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

　　因此，“想当然”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环节，根本就不是毛病。但是，我们也常听人说：“不能凭想当然办事”，难道这句话是错的吗？这句话当然不错。朱镕基曾经说过，在各项工作中，要坚持充分发扬民主，注重科学决策，认真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绝不能凭想当然办事，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凭想当然办事”是指不能“仅凭”想当然办事，而忽视了其他因素。如果是“仅凭”想当然办事，就犯了过于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的错误，其实践后果是严重的。当前比较盛行新闻调查，就是媒体因为“仅凭”想当然，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而要去更进一步地探询新闻背后的本质。

　　时评作者能不“想当然”，而象媒体搞的新闻调查那样，深入地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本质吗？不能，时评作者只能是“想当然”，其他要求则是“不能承受之重”。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想当然”是时评的基础。什么是时评？时评作为杂文的一种，它只做价值判断，不做（也做不了）法律裁定；它只是批判的武器，只是作者从主观的角度进行褒奖或批判。在时评的创作过程中，判断标准和事实依据是两个重要因素，正确的判断标准和真实的事实依据，无疑是确立正确时评观点的基本前提，是发挥时评积极作用的必要条件。没有人会相信，从一个错误的判断标准，或虚假的事实依据出发，能做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时评观点的正确性是相对的。作为形成正确时评观点的必备条件：判断标准的正确性和事实依据的真实性都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真理是相对的，时评作者的判断标准也是相对的。时评作者所掌握的事实依据，主要是媒体的报道，当然，也有人举出身边的事例，或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但这些“事例”或“经历”本身也有是否可信的问题，虽然对时评作者自己来说，其可信度显然远远高于有关媒体报道，但是，对时评的受众来说，绝对可能是另一种局面：其可信度远不如媒体报道。时评作者在写作时，只能依据自己掌握的标准和事实，认为这件事“应该是这样”，就表扬；认为“不应该是这样”，就批判。当然，也可能出现时评批错的现象，出错的原因大多不是作者“想当然”造成的错误，而主要因为其掌握的判断标准或事实依据不正确，这也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

　　再次，时评作者的创作过程必然受到诸如时间、地点、信息来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尤其是过于受到时间限制。由于不新鲜的时评不能发表，时评作者的创作时间极短，是一个客观现实。当前，“事过5天再写的时评，报纸就有点嫌“旧”了。”（《中国青年报》7月9日《时评的“时效”有多长》）在媒体上发表的时评大多是评议前几天刚发生的事，也有某些时评“高手”能做到“当天事由、当天著文、当天发表（网上）”，但也不可否认，有大量“不新鲜”的时评根本没有与公众见面的机会。要求时评作者们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不凭“想当然”写作，而对事情进行详细调查和深入分析，未免是强人所难。

　　综上所述，“想当然”不是毛病，更不是时评作者的毛病。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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