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峰

　　当我们现在提到“农民”这一概念时，要注意到与2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中国农民的形象总是同种田相联系的。他们之间在经济状况上尽管略有差距，但不是很大，从社会整体上衡量可划入同一层面。但最近十多年来，原属于农民的人群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中西部贫困地区仍然靠天吃饭的农民与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已住进楼房、开上轿车的农民在经济水平上已无法同日而语，但总还可归为农民。仍在农田里劳动的农民与走进乡镇企业或已成为企业经营者的“农民”也许只是在户籍身份上还有类似之处。数以亿计的进城打工族在工种上与农民不再相干，有些已长期在城里定居。还有部分农村已整体城镇化，情况就更不同了。这些在收入上、工种上、生存环境上的改变，使我们在谈到“农民”时无法一概而论。

　　有了这些变化，讨论问题时就要注意在概念上有所区分；否则，讨论的对象不同，就不可能找到矛盾的焦点，结论也会南辕北辙。各级领导部门讨论解决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应特别注意这些变化与差别。解决近十亿“农民”的问题，显然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农民工进城后，会面对居住、身份、权益、子女就学等难处；在农村种田的农民，会有种田成本过高、农产品价格低、税费不合理、贷款难度大等问题。东部沿海地区农民生产条件好一些，机遇多一些，但也可能面临土地被侵占、生存环境被污染等困扰；即使已城镇化的地区，也存在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总之，围绕“农民”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有共性的一面，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抓住问题的关键点，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切忌简单化。

　　推而想之，城市中的问题也不简单。现在的工人与20年前相比，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不同类型企业工作的工人境遇大不相同，“蓝领”、“白领”已不再是发达国家才有的概念。无工可做的下岗工人，还未找到工作的待业群体，加上已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情况可谓千差万别。实际上，无论是“三农”，还是“四矿”，下岗或是待业，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其本质是如何处理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能与之相适应的那部分社会群体的问题。要使社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充满活力，就应设法使绝大多数人有动力、有出路，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在注意到分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生活多样化这一不争现实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认真探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使各类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处境在正确的政策导向下逐步趋向合理化，使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诚实劳动、勤奋工作不断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我们讲“与时俱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注意研究新情况，适应新变化，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而不能总陷在旧观念的漩涡中，用过时的思维看待今天的问题，用过时的方法处理今天的矛盾。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注意并研究社会生活的变化，区别各种不同情况，将问题定位找准了，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矛盾、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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