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文章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伪造主席临终嘱咐

　　1976年，毛主席从9月初开始，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主席逝世后，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然而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在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策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华国锋戳穿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此前他问过许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于是华国锋在一份含有“按既定方针办”的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后华国锋同志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交部。”文件传到张春桥手里，这个阴谋家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不简单，它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在文件上写道：“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10月3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

　　《永》文的选题和定稿

　　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到约“梁效”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组稿。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9·16”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9月17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个领导小组成员去向“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永》文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定稿。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莫艾等人受审查

　　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做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以下三点：1．《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

　　2．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30来篇。“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3．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对莫艾审查结论做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莫艾于1983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1976年3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两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1989年去美国，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摘自《炎黄春秋》）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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