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月芽用去4年的时间，终于洗刷掉了“卖淫女”的罪名，为自己讨回了一个清白。细读《南方周末》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其中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公安人员在不肯开具任何单据的情况下，罚没了当事人近11万元的钱物。破门而入的执法行为，最后竟是以“连白条都不肯开”的罚没霍然收场的。这就如朱月芽口述一位警察在讯问她时所说的那样：“你承认卖淫，罚点钱就算了，否则定你个刑事劳教……”我常在想，假如不允许随意罚款的话，还会有这么多的“处女嫖娼案”吗？
从朱月芽的不幸遭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扫黄”的利润有多大。罚没近11万元的钱物而不用开任何的凭据，怕也只有是打着“扫黄”的名义才敢这样为所欲为的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众所周知，由于卖淫嫖娼这种违法行为的特殊性，往往会使受罚者处在一种极为狼狈的窘境。除非遇到了像朱月芽这样的冤情，否则很少有人敢据理力争的。这无形中就是对执法人员的一种放纵，一旦他们的权力失去了制衡，那就很难保证“扫黄”不会成为某些执法人员，用来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了。
社会学者潘绥铭在他的《生存与体验》一书中，对“扫黄”中普遍存在的“以罚代管”现象，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说对卖淫嫖娼行为的罚款往往都是非常重的。这种重罚对妓女来说，只会促使她们出来后更加拼命地接客，或是被替交罚款的地头蛇牢牢地控制住……那么我在想，既然是经济处罚事与愿违，那为什么还会普遍存在着“以罚代管”的现象呢？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就是：这“扫黄”的利润，实在是太丰厚、太诱人了。
(虞仁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