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星期一

　　我国研制成功自主驾驶汽车

　　国内外许多新闻媒体周一都报道了中国第一辆自主驾驶轿车诞生的消息。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不用司机操纵，汽车可以自主行驶，是目前世界汽车工业技术致力发展的方向。有专家预言，2010年以后，大多数高级轿车将装配以自主驾驶系统为核心的汽车主动安全系统。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员可根据路况和需要，切换到自主驾驶系统，此时驾驶员可以完全放松，任由汽车自动行驶，从而缓解长途驾车的疲劳，减少因驾驶员失误造成的交通事故。同时，汽车自主驾驶技术还涵盖了汽车防追尾、防错道和自适应巡航控制技术，更大幅度地提高了公路交通的安全性。

　　说实话，我从小是在科幻小说和《科学家谈21世纪》这类科学幻想作品中知道的这种汽车。因此，这样的汽车，在我的心目中，总是与未来美好的社会、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未来”的世纪也“来”了，无人驾驶的汽车也来了，尽管与它们联系的世界，还没有幻想中的那样美好。在技术进步的道路上，实际上许多幻想都在我们普通人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它们比一个更美好、更宁静的世界和社会来得快一些。它们真的到身边了，就成了一种实用的普通技术，那种理想色彩就消失了。

　　7月15日／星期二

　　民航价格听证会

　　民航价格听证会15日上午在北京铁道大厦正式开始。民航运价改革工作小组将会同15位经营者代表、普通消费者代表以及学者代表就长达200多页的《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进行论证。

　　随口说（有的报道也是这么说的）是“价格听证会”，但因为讨论的是《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因此正式的说法应该是“价格改革听证会”———这与这两年的铁路价格听证会就很不同，着眼点在于改革。有一位参加听证的消费者代表王前虎，更是把其中“改革”的意义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价格高点低点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无论是民航体制的改革、民航企业框架的重新整合、还是企业内部的调整，都是保证民航价格走向合理的必要条件，也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最终体现。”可惜体制改革的内容，并不在任何一个公共服务行业和企业的听证会所限定的听证范围之内。

　　7月16日／星期三

　　政府公布半年疫情

　　卫生部16日公布了2003年上半年全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即所谓“27种按规定报告的法定管理传染病”疫情。公布的结果有一些让人没想到：死亡数居第一位和死亡率居第一位的都是狂犬病；而刚刚过去、曾令举国不安的非典，则只居第四位和第五位。在发病数的前10位中，居然没有它！

　　这样一些出乎意料的统计结果，当然不足以让我们轻视非典，但却足以加强我们对以前所不了解的危险的警觉。这件事再一次使我感到：不了解的危险，也许才是最危险的。而这种危险，直接源于不畅通的信息机制。

　　新华社配发的一篇解释性新闻讲得很好，它的标题是《重大传染病是不是越来越多》。文章以最终近卫生部频繁公布重大传染病疫情作为参照，回顾了一下历史：1988年春季上海甲肝暴发，夏季北京红眼病暴发，涉及者众，但当时几乎未见到对这两种传染病的跟随性报道。即使是作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卫生部，也只是在甲肝被控制后解说了一下疫情—————其时，上海市因食用毛蚶而导致甲肝者已近30万人。时至今年年初，卫生部也只是每年公布一次全国重大传染病疫情。

　　因此，此次公布半年重大传染病疫情，它可以被看作是非典时期进步效应的延伸释放。新华社的那篇解释性消息说得好：“作为一个日益增强服务性的政府，为公众提供更完整更准确更透明的疫情信息，也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公开疫情信息，是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一面；如果我们什么都懵懂不知，又谈何防治潜伏在身旁的传染病？”在我看来，政府的各个部门，不仅有行政责任，而且有信息责任。应该建立政府信息责任的监督标准。

　　几天之后的7月19日，广东《信息时报》报道：“广东狂犬病疫情回升！昨天晚上，广东省卫生厅发出通告称，自今年1月5日该厅接到首例狂犬病病例报告至6月30日止，全省共报告狂犬病例74例”，“去年全省发生狂犬病144例，创10年历史新高”，为此，广东要求“所有发生人畜狂犬病的地方均列为狂犬病疫区，必须在一周内净化疫区，所有犬只就地捕杀，并在一年内禁止引进外地犬只”。这条消息还告诉我们：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为100％”。

　　7月17日／星期四

　　西安破获炸弹恐吓

　　疑犯曾要英勇“飞黄”

　　7月17日，西安警方破获一起电话恐吓案：在7月14日，西安市炭市街“鲜鑫水特产副食蔬菜综合市场”爆炸案发生后，一男子先后两次通过电话恐吓西安市“世纪金花”商场，扬言在该商场内安放了“炸弹”。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叫潘俊琪，现年50岁，是西安市一公司职工，几年前开始染上赌博恶习，欠下巨额外债。《华商报》解释其作案动机是“长期赌博使人性扭曲”。

　　有意思的是两天之后，19日的《华商报》揭出这个人的一点背景：潘俊琪正是4年前曾雄心勃勃要骑自行车飞越黄河的新闻人物。1999年6月，山西农民朱朝晖骑摩托成功飞越黄河后，潘俊琪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要与儿子一起骑自行车飞越黄河。潘氏父子与西安某公司签订了“自行车飞越黄河”合作合同。当时，省内外众多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后因合同纠纷，闹上公堂，潘氏父子骑自行车飞越黄河的壮举也搁浅了。

　　这个人有罪没罪，法庭判决之前，谁都不能说。但是这个人的特殊经历使我想到，前些年媒体热衷报道的冒险壮举，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基于赌徒心理。

　　7月18日／星期五

　　上海鼓励市民举报交通违章

　　上海市公安局18日颁布《关于鼓励市民群众举报交通违章的通告》，鼓励上海市民通过打电话、上网或写信的方式，向上海市交巡警总队交通违章举报受理中心举报交通违章事件，对举报属实的市民给予奖励。市民举报的范围，包括机动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的违章、机动车违章停车、机动车违章装载、无牌无证或假牌假证车辆上路行驶。

　　我觉得，应该把市民举报看作是市民参与城市交通管理的权利，而不仅是政府在警力不够情况下的替代资源。这意味着，市民可以通过举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警方则必须受理。应该看到，许多交通违章事件，本身就是权利侵害事件，而违章停车、违章鸣喇叭，则更是公众权利的侵害事件。应该赋予公众和公民个人通过举报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利。否则，把利害相关者搁置一边，警力永远不够。一种基于公民权利的管理，突出公民权利的管理，才体现着城市的现代化管理特征。

　　7月19日／星期六

　　今夏中央新领导可能不去北戴河

　　新浪、搜狐、网易、东方网、南方网、中华网、千龙网等多家新闻网站和一些地方报纸7月19日同时报道：中央已经决定，今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这些报道的消息来源一般指向广东一家地方媒体《新快报》，有的则没有标明消息来源。同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登了同一内容的消息，并给予积极评价。但国内权威媒体新华社和中新社的网站并无相关消息。

　　实际上，只要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键入“今夏不到北戴河办公”，你就会看到19日这一天全国大大小小的民间、政府网站铺天盖地的同一条消息。以人们对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施政百日以来一系列亲民举措和执政新风的了解，这一消息应该是可信的，也是可喜的。但是，只有一个消息来源（有的甚至没有消息来源）这种现象本身，对于新闻传播来说，则是可忧的。像这样一条重要新闻，权威媒体应该以自己的优势提供更翔实的报道———证明，或者证伪；而不应该对此一言不发。

　　19日这天，停放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南门的十多辆小车被贴上了违章停放的字条，司机被告知接受处罚。对此，一些司机表示不解，“路边既没有划线也没禁止停放的标志，怎么能说是明令禁止？”《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为此致电海淀交通支队询问。值班民警告诉记者，国家图书馆门前小河边的道路是禁止停车的，不能因为没立禁止停放的标志就认为可以停放，照此逻辑，北京城的马路边到处都需立有禁止停放的标志。

　　《北京青年报》21日的报道，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宗玉看法：如果司机认为交管部门处罚不当，可以向市交管部门提起行政复议，如仍不满意，还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公安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但无权作出最终裁决，法院才是最终裁决的司法机关。

　　没有明示禁目，即为可行，这是一般的法理。否则人民时刻会处于“违法”的危险之中。值班民警的回答，涉及执法成本问题，王宗玉老师给司机们指的道儿，既包含行政处罚机关的执法成本，也包含被处罚人的“成本”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究竟是多放一些明示禁停的牌子成本大，还是让人民老是为违法停车担心的成本大？还是把每一个“不服”的交通处罚打到法院去成本大？

　　7月20日／星期日

　　中美警察合作破案

　　中国公安机关7月19日将一名犯罪嫌疑人阮华德（越南人）驱逐出境，移交美方处理。阮华德被控指挥和直接参与了一纽约犯罪帮伙199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杀害两名无辜华人的犯罪行为。阮于1997年持假证件潜入中国。中国公安机关应美方请求，于近日将其抓获。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中国公安部的高效配合深表感谢，表示今后将会对中方的类似请求尽力给予同样协助。中国公安部认为，此案的侦破对中美两国执法合作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同时对打击严重犯罪、保护海外华人利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刑事犯罪在哪儿都是最严重的犯罪。国际警察合作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就是要让刑事罪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是国家间互利的事。但是，国家间的合作，不是随意的，确实要有一套法律文件。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资料，自1998年9月开始进行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第一轮谈判，到2000年6月19日这个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再到2001年3月8日，《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正式生效，这个有着国际法效力的文献，经历了一个长达两年多的完整的法律产生过程。

　　查阅，我们可以看到：2001年4月，美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通缉犯秦鸿（音译），这是联邦调查局首次在美国境内逮捕中国通缉犯，并送回中国起诉。当时的报道说：据美国官员称，美国希望通过缉拿中国通缉犯，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执法协作关系，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美方重要案件中提供帮助。这也有点像投桃报李。（0901）

　　点评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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