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董立勃小说《清白》的最初感受竟然是：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所有爱情故事中应该有的元素当然在这部小说中都存在，但是如若把它仅仅是看作一部爱情故事小说，就是一种误读。在这部小说里，爱情只是一个言语的对象，而因着爱情而引发的人性的内在爆发，却是久久回荡在西部（这里的西部完全超越了地理概念）天空中不能轻易散去的激情。而这种阅读后的内心激荡，会让读者穿透过爱情而掩卷长思那些盘亘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卑微、挣扎、嫉妒、疯癫、色情、善良......都慢慢地显影出来，而且越来越清晰逼真。它所散发出的灼人光芒，仿佛一场戏剧狂欢，而最后的喧嚣和极致，让读者体会到了一种包含着历史、人文、艺术等更广阔领域的审美享受。反观董立勃所走过的小说道路，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螺旋式上升路线。他在1987年所写的小说《红土黑土》（刊发在《中国西部文学》），是那样充满了80年代的味道：注重形式和词语的修饰而几乎到了雕琢的地步，并且，一定要撒上一点先锋的味精。在那种状态下，董立勃似乎也将小说进行的有声有色，但是，他却在高峰期即将到来之时辍笔了，一个字也不写。而且长达十几年。整个90年代，董立勃都处在休眠状态，除了翻翻杂志，他的生活已经和小说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他似乎一直在等待一种写作的契机，但这个过程漫长得几乎让所有在他周围的人都产生了极度的失望之感，以为他再也写不出小说了。

　　2000年之后，董立勃开始在一个完全孤立的状态下重新写作。他那80年代的小辉煌几乎无人记得，他和一个新人一样开始了第二次创业。虽然他还不是很清楚自已到底要走向何方，但有一点他很明白，那就是他必须要写，写小说，这件事情成了他惟一想要去干的事情。这时，酝酿于他内心的激情已不是小溪流水，而是绝堤的黄河。几乎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数个长篇、中篇、短篇，他疯狂写作时几乎可以一天不吃不喝。他过着孤岛上的隐居生活，几乎和一切人隔绝了往来而全身心投入到了小说的世界中去。寒冬酷暑，董立勃终于迎来了2003年这个丰收年。长篇小说《白豆》在《当代》引起巨大反响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清白》，几乎是同时漓江出版社也推出了另一部长篇小说《烈日》，与此同时，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在全国一些重大刊物上连续被推出。可以说，董立勃的系列小说已成为中国小说界2003年的一匹黑马，引起了极大反响，并同时获得了普通大众和评论界的双重认可。原因何在？

　　首先，董立勃用小说构筑了一个西部神话。

　　西部是他的根，而爱情是他的言说对象。打开董立勃的小说世界，一个关于西部爱情的故事犹如一道魔窗，那个陌生年代的赤裸开放、那个独立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无端敝亮、那些和我们接近又陌生的男女生命的热烈舞蹈，都是自动涌现的。

　　《清白》所讲述的故事是围绕着两个女人和她们的一次遭劫开始的：一个女人失贞了，而另一个女人拼死保全了自己。上世纪50年代人们的贞操观如何能诱发当下读者的阅读兴趣？董立勃试图揭示出一种潜伏在西部大地独特自然风貌下的这群特殊男女忍气吞声的坚韧和蒙昧；或者他又想见证，那个时代的悲剧根源，难道没有蔓延滋长到今天？在这样一个杂烩了民间传说、传统侠义思想、半神话色彩的思维方式下诞生的故事，反而更加具了复杂性和深刻性。董立勃并没有让自己的笔滑翔到爱情小说的漩涡中，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将一切都时行了巨大的挽回。换句话说，董立勃小说的感人之处不在于爱情本身，而在于那些悲愤的哀告，都是发自最弱小者的心灵，它们没有丝毫居于那些弱者之上的优越。董立勃的写作趣味慢慢倾向于民间，并对自已经往的先锋写作姿态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这也许正是他对一个固执的自我约束的扬弃，同时也是对写作的价值和伦理的一个重新定位。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之下，董立勃2000年之后的写作才有了重生的可能。而此时此刻的西部，已经幻化成了他内心场景中的一个神话。他为那些生活在过去年代的西部男女唱出一曲壮美恢弘的挽歌，正是这充满了血和泪的歌声，将弱小者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重新显现，董立勃面对西部男女，没有选择躲避或者消解，而是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分子，写出了真正的民间文学。

　　纳波科夫说：“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董立勃的西部系列小说，不仅和他自己的早期风格完全迥异，而且和传统上的西部小说也大相径庭，仿佛一匹马来到林间，它说要撒着欢地开始狂奔；又像是一个站在天山顶上的大力水手。琐碎的细节和温情已无法承载他内心荡漾的激情，他只能通过一泻千里的叙述才能完成这个诉求。

　　总之，他要创立一个“西部神话”。而这个神话是系列的、连续的、悲剧的。在这个神话世界里，洋溢着西部当地多民族和内地移民杂居后所形成的特定文化背景，而他的描写也超越了一般的“民俗”或“乡土风情”的范畴，而演变了“人性”范畴中的生命内容。

　　其次：董立勃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化色彩。

　　董立勃在2000年之后最喜欢说的一个词是“好故事”。为了想一个好故事，他可以憋在房间里一个星期不出门，而当有了一个好故事后，他的写作简直如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下，并不给读者丝毫喘息的机会。好故事是写好小说的第一步，仅有好故事是不行的，但没有好故事是万万不行的。

　　《清白》在故事的构架上很独特，这个故事的好不在于它有多么离奇。董立勃的叙事才华不仅表现在他擅长戏剧性结构的设置，更在于他能够将结构这样的形式要素，变为内容和思想。《清白》很好读，甚至，这是一部不需要有太多专业知识的人就能够读懂的小说，故事是这个小说的灵魂。传统的经验写作对小说的内在技艺很轻视，而对于董立勃，一开始写作就考虑到了读者的阅读趣味。他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千万不要把现实生活和小说混为一体。现实生活中的情节是经验性情节，比较感受性，但却缺乏有力的动机将故事推进下去，因为经验总是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小说的情节应该是逻辑性的情节。传统的西部小说大多因充满了风情民俗而显得异常动人，但却没有人物的嬗变，让故事总是处在一个停滞的状态。而对于董立勃来说，故事、情节、人物如何设置，都在下笔之前进行了长期酝酿的。

　　小说是一个人的心灵景象，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对应或者翻版，而应是独立的，完全由它自己来决定的、由它自己规定、原则去推动、发展、构造的，它是反现实的，是另外的。董立勃痛定思痛之后的反思之一就是：小说是个手艺活。先锋作家会敌视故事，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故事的逻辑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写作的野心。当一切形式实验进行过后，要想重新敞开作家的内心，或许故事是一种有效的途径。故事是有力量的，而且是一种与形式不同的力量。许多作家具有讲故事的才华，但他们没有完成故事精神的能力，而这，正是一个通俗作家和真正的小说家之间的区别所在，前者注重故事的趣味，后者完成故事的精神。而一个能完成故事的时代精神的作家，就一定能够把他笔下的故事从美学推向存在，直至把小说推向它所能抵达的真正的深渊。

　　再次，董立勃小说中的当代性让他打通了和现代读者的心灵通道。

　　对于长期处于新疆这样一个偏远省份的作家，董立勃的小说却并没有打上“边缘”的烙印。我认为，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成功是站在边缘上写作获得的，边缘这个概念只能针对作家的社会生存处境而言；从写作的意义上说，一个好作家是永远站在中心位置上的，因为他所揭示的问题一定是个时代最中心、最重要的问题，这才是他的价值所在。一旦作家的写作从中心转向边缘，他也就丧失了作为作家的资格。因此，对中心与边缘的准确描述应是：作家客观上站到了时代的边缘，可他关心的问题永远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中心。

　　如《清白》中因情欲而引发的男女纠葛已渐渐消退了它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对当代生存给予了最好的注释。小说中体现的那些感情，那些冷酷、伤害、恐惧、战栗、兽性的膨胀和良知的复苏等，已内化到当代人的灵魂之中。而正是因着这个当代性，董立勃才接通了小说与当下读者的心灵通道。

　　在我看来，当代性是指当下的生存境遇，以及作家对这种生存境遇的价值反应。有当代性并不是说作家必须要写当下生活现场的日常生活。日常性与当代性的区别是：一个是写生活，一个是写生存；一个是写情感，一个是写精神。董立勃是在西部爱情这个主体下找到了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冲突点，由此形成写作的中心母题。他出生在新疆奎屯的一个农场里，整个青少年时代是在那里度过的，他的血液中流淌着和土地与命运、奋斗与抗争相联系的基因，他注定要对那一块土地发言，他注定了要和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他一落笔，虽然借着写西部爱情的外衣，却没有像许多当代作家那样，将小说写得很轻松，相反，他没有让那些冲突中人停留在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而对爱情、正义、永恒等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董立勃的西部神话之所以让读者可以唏嘘嗟叹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爱情故事的背后，有着作家来自内心的情感冲突。这是冲突不单是事件的冲突、人物关系的冲突，而是良知的冲突。

　　董立勃的优势在于，将一个严肃的主题包装在一个流行的外壳之下，他所呈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简单。词语简单到只要中学水平就可以读懂；结构简单，一个有开始、高潮、结局的故事，绝不多言。但在这样一个故事中，却隐含着作家强烈的理性思考。只有作家的理想人格中有善、美的观念，有对人类深情的爱，才可能对人类生存悲剧的洞察力。比如爱情，在董立勃的小说里，就几乎被共同认定为是值得为之受难的事物，是时代仅存的高贵性之所在，是真正有质量的存在冲突的根源。

　　最后，董立勃已确定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话语系统。

　　小说的语言与现实存在着区别，就是它要在具体的环境下才能表现出它的性质。董立勃的语言既不是那种风土化的语言，也不是那种非常时代化的语言，这两种语言都需要由足够的语言背景。而他的语言却是自成一体。语言是个很奇妙的杯子，看你往里面倒什么样的水，对于董立勃来说，那些陈规的、固定的、大众化的语言是他所厌弃的，在他的小说字典里，更偏爱那些鲜活的、水灵灵的、具有动感的语言。让我们选取一个片段来读：“林子里有许多鸟，有许多虫子，还有许多走兽，不管它们多么聪明，它们都不能让一堆柴草烧起火来。这世界上，能让一堆柴草变成火的，只有一种动物。谷子说，我们遇到了人了。”

　　而在另一些篇章中，语言随着故事的紧张而表现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来。譬如：“兴冲冲地跑到一排房子前，站到了一间房子的面前。没想到门上是一把铁锁。”这里的两段是两个没有主语的句子，但是却表现出了追求者的内心焦急。再如：“枪响了。”这三个字就是一段，用一种独立的急促的词语表现出了当时的现场和女人的心焦，完全没有修饰，看不见成语或者惯用的一些话语方式。

　　董立勃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的言说是一气呵成的洋洋洒洒的，容不得半根针插入，也无暇停下来休息。仿佛一场拉开序幕后的电影，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从故事开始高潮结局，到合起书本舒缓这一口气，才发现，我们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西部神话。那里的一切都是陌生而熟悉的，那些虚幻的人物爱恨情仇，却点点映现出了我们的生活的光亮，而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生命的美好和活下去的理由。

　　董立勃的意义在于，他不满足于做一个经验主义的作家，而只是对着西部山水做一些民间歌手的歌咏，相反，他充满了现代感，他内在的思想所带给他的视野的拓展，已经让他远远走出了西部，而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当代作家。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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