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身居文化边城，视域狭窄，思想不敏，对一些“新事物”难免产生理解障碍。乍听到“文科研究基地”说法时，就一头雾水，搞不清它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呢，还是中国特色的文科创新之路？至于“研究基地”是如何装备设置、如何运作并促进学术繁荣的，自己作为学界边缘人，更无从知晓了。依圣人古训，不知为不知，是不该说三论四的。何况，过几年如果这“基地”里长出累累硕果，培养出一个个大师来，我的说法被嗅出酸葡萄味道事小，我的脸上被“铁的事实”打一“响亮耳光”事大———咱国人是很乐意造这个句的。更何况，对“文科基地”投资本身，表明国家重视人文社科研究了，这对于改善众多文科教授的生活条件毕竟是一件大好事。有此自知之明，又有此正面认知，我自然不想对“文科基地”说些什么了。
但学术毕竟是人类公器，所有公民只要有研究兴趣、能力和条件，都享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要使这项载入宪法的权利不虚设，国家便应尽可能地提供某些公共资源给予支持。特别是对文科研究来说，这尤为重要。一位博士曾对某市图书馆提出批评，认为馆藏的中文图书匮乏，外文资料过时，令他很失望。图书馆回信承认情况属实，并坦诚表示因经费局限，他们的确无法满足硕士以上学历读者的需求。这是实情。实际上，写信的博士应属“傻得可爱”的那种，因如此窘境并非个别现象，今日中国之大中城市图书馆，有哪一座能满足高层次的研究需求呢？中国文科学者，其研究大半要靠自备图书，就是不想当藏书家的主，几十年下来，也足可建一专业图书室了。对其中多数人来说，如此之皈依传统，恐怕并非自愿，实出无奈也。只是这传统离现代文明远去矣！
我便想起了马克思。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这有他脚下磨出的痕迹为证。据资料说，他作过笔记和摘要的书就有1500多种。因此，完全可以说，大英博物馆就是马克思的“研究基地”。尽管有了大英博物馆未必生成马克思主义，但离开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主义能否以科学形态完成并产生巨大影响至今，却令人怀疑的。当然，19世纪英国，已是工业化强国了，而中国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在文教方面的投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如今出现了这“文科基地”，我的想法便有些不同了。既然数十个“基地”动辄有几十或上百万资金的投入，为什么不能同时加大一下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呢？无论资金渠道如何，毕竟都是纳税人的钱啊。而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不仅可以实现图书资源的优化利用，还可以扩大“内需”，繁荣学术著作期刊的出版消费市场。用我一位哲学家朋友的话说，这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好事。既如此，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谁能断言，在我们公共图书馆某个座位上，就不会产生世界级大师呢？
又说到大师，便忍不住又生出一些杞忧。尽管“研究基地”体现了国家对文科的重视，但这一旦演变成某种投入产出规划，会不会将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框死在既定的时空轨道中呢？马克思的《资本论》正式写作时间26年，临终尚未完成。我们的“文科基地”能允许这样长的周期吗？当然，如果有关部门对“文科基地”只管投入，不问收获，允许一些学者天才地驰骋其思想，孤独地反思其理论，期待他们20年后结出硕大果实，并由此成就为大师，我将对这一体制表示由衷的支持。但问题是，我不“杞忧”，有关部门可能“杞忧”了：假如某些学者脑袋里整天驰骋的只是名来利往，一二十年下来收获的尽是硕大泡沫怎么办？显然，如此两个对立的“杞忧”才是真正令人杞忧之处呢！鉴于“杞忧”尚不违圣人古训，便顾不上葡萄酸甜，多写下这几句，是耶非耶，尚祈学界朋友有教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