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杨绛先生忘记了姓名的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既然一部《人间喜剧》曾经得到6万杯咖啡（换一种说法则是20吨水）的浇灌，则巴尔扎克在小说与咖啡的相互关系上，不可能无所洞察。

　　除了可以饮用和可能醉人这两个共同点，在两种不同的酒之间———比如在五粮液和人头马或黄酒与威士忌之间———我们并不能生出相同的味觉感受，其区别甚至可能是天差地迥的。茶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风味上的高下悬殊，品味上的怡红快绿，处处都显示出茶博士的渊博。“莫嗔焙茶烟暗，个中异香别具”。至于咖啡，根据坊间一本名叫《咖啡百法》的小册子，我们也能想见它的百般风味。安?比尔斯在《魔鬼辞典》“可喝的（potable）”条目下曾戏谑地将饮料的发明视为“人类对水的普遍厌恶”。其实我们也能反过来说，正是出于对水的热爱，人们才对它巧加装饰，以求穷尽水的魅力。因为，当男人为情人买来鲜花、项链、披肩、香水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意图乃是想抹煞而不是焕发情人的天生丽质。文学之于人的精神一如水之于人的肉体，“轻唱”的小红之于“吹箫”的郎君，因此，为了彰显文学的美感，人们同样卖力地试图竭尽文学的功能和底蕴。

　　一种身心的对位应答是存在的，心中没有壮美情怀的人不太可能崇敬山川，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到来自长河落日的启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也只有孔子、杜甫这等有大襟怀者才能生发。人类饮食上的诸般欲求很可能预设了他们精神的疆域及其强度。我们试着作一番游历。

　　不妨说在麻辣的嗜好中隐伏着人类对犀利讥诮言词的偏爱，醋熘食品与我们对幽默的赞赏也许有着相邻的源头；在苏锡甜点与言情小说之间，连接着一条清晰的审美曲线；对雕镂的菜肴尤为欣赏的人，大概也会对修辞技巧过分注重；精于潮州工夫茶的雅士，如果有意于诗文，多半会走长吉、义山那一路；视洞庭碧螺春为无上佳品，固然有助于沉吟王维、寒山等辈的清幽诗意，却不太可能容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或卡夫卡的《城堡》；满汉全席中的喜剧因素与闽南“佛跳墙”里面的大赋色彩，都是同样易于识别的。太白与子美诗风诗境上的各领风骚与他们杯中物的不同（一为“美酒”，一为“浊酒”）多少有点瓜葛，而鲁迅与其胞弟周作人文风上的泾渭（不涉及人格境界）与前者的嘴叼烟斗、后者的口啜苦茶想必也有关联。对鸡尾酒的热情总是意味着对沙龙文学的倾心，正如对米酒村醪的热衷易于衍射出对民俗谣曲的兴味，对豆腐花的咀嚼易于转型为对市井文学的好奇。生鱼片里莫非隐含着对远古神话的爱好，而泡馍中的秦腔意味则基本上是一目了然的。对才气横溢、语词汪洋的文章尤表激赏，通常也表示出对四季火锅的情有独钟。烘山芋可成美食，这提供了朴讷文字可供玩味的证据。

　　以上的对比不免拉杂附会，却又未必尽是凿空之谈。饮食与文学的内在关系事实上已由词语本身给出，因为，几乎所有原本归属于食物的形容词，我们都可以方便地用来表达文学上的感受。我们既可能吃得“津津有味”，也同样可能读得“津津不味”。值得“品味”的，也许是一条甲鱼，也许是一条格言。陶渊明的诗与慕尼黑的啤酒，在“沁人肺腑”上并无二致。举凡辛辣、尖酸、苦涩、醇和、甜腻之类词语，也都具有一仆二主的属性，可以同时服务于食物、文学两造，人类的通感能力，没有比食物和艺术之间更容易体现了，酒壮诗胆，茶助文思，两者的关系当下直接，本无须外物为之斡旋。我们追求食品的“新鲜”，也厌恶文字的“陈腐”。“回肠荡气”既是我们大快朵颐后的绝佳享受，也可能是读毕莎士比亚、曹雪芹后的至尊体验。

　　这样说也许并不唐突：告诉我你的爱好，我能试着指出你的审美倾向；研究一个民族的食谱，我们或能窥见其精神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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