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礼堂”是青岛人对“人民会堂”的旧称，就像人们爱把“青医附院”叫“山大医院”，把馆陶路一带叫“大窑沟”，把辽宁路一带叫“小鲍岛”一样。我很早就发现，青岛人有浓郁的怀旧情结，无论地名、人名，一旦叫上口，改就难了。

　　新建礼堂位于太平路一号，是太平路的起始点。据说新建礼堂是模仿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而建的，只是缩小了比例。

　　小时候能到新建礼堂看演出或看电影，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早早地穿戴起来，早早地吃好饭，早早地往新建礼堂步行而去，早早地到了新建礼堂，又并不急着各就各位地坐下，而是楼上楼下打着旋地溜窜，宽大的楼梯，宽大的前大厅，宽大的男女厕所，宽大的休息室，天花板上硕大晶莹的大吊灯，地面上溜光水滑的奶白色地面砖，都是寻常在家里、在学校里，看也看不到的好物件。

　　进到演出大厅，一色的紫红色平绒靠背椅，宽大且舒服。自上而下斜坡式的过道，宽大且从容。最喜爱的是，二楼两侧倚墙探出的几排窄窄的有点像包厢的边座，是我们小孩子最想得到的座位，就因为它稀少、特别。即使得不到它的票，也总要趁着没人，欢欢地上去坐一坐，直到票的主人来了。

　　每次从新建礼堂回来，每次都有一件最遗憾的事没有实现，就是我不知道新建礼堂的舞台以及后台是什么样子？因为通往后台的所有门都是锁上的。新建礼堂的舞台和后台对我一直是个谜？在它厚厚的幕布后面有什么呢？这对于一个好奇心重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太大的诱惑。

　　终于有一天，我和我们名正言顺地来到了后台，我撒鸭子似的把后台和舞台的所有旮旮旯旯都兴奋地走遍了，我们甚至躺在厚重拖地的幕布上，连铺带盖地和同学玩捉迷藏游戏，我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舞台上跳过猴皮筋，打过马尾，还甚至爬上高高的梯子，为的是去看看悬在舞台顶上红红绿绿的灯，当然这都被老师无情地制止了。

　　在后台，我们还专门有一间化妆间，那是最靠边最大的一间化妆间。化妆间的中间是围了一圈的化妆台，每一只化妆台上都有一面大大的化妆镜，一排一排的。一到化妆时间，里面唧唧喳喳，鸟窝一样。市歌舞团的几位老师会准时到我们化妆间里来，对着一张又一张小脸，一个接一个地描描画画。

　　因为我们表演的是集体舞《黑孩子》，化起妆来特别麻烦，尤其是演黑孩子的同学，得先穿上黑色的尼龙上衣，尼龙连裤袜，再把脸涂成黑色，连脖子和手背都得抹均匀了。正值夏天，孩子们口口声声地喊：“热死我了，热死我了！”我们的赫老师和王书记一人一把大竹扇，“呼———哒，呼———哒”地给我们轮流地扇，扇得她们满脸是汗。

　　我不演黑孩子，可是我演藏族小姑娘，是惟一的藏族小姑娘。身上穿着黑丝光绒的长袍，腰上围着一条五颜六色的小布条拼成的襟子，加上长长的衣袖，实在是热极了。王书记怜惜我，叫我到她跟前，为我不停地扇扇子。我一会儿面朝着她，一会背朝着她，转着圈让她扇，那情那景，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来我国的外国友人，以非洲人居多，因此对我们表演的《黑孩子》青睐有加，每次我们跳起狂烈奔放的黑人舞蹈，又是甩头，又是跺脚，又是击鼓，又是呐喊，台底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谢幕时，就会格外地和演黑孩子的同学拥抱、亲热。

　　前两年，我们一起演《黑孩子》的同学老师曾经欢欢喜喜地聚了一次，都已经人到中年，面目全非了。要不是一位有心人特意带着小时候的剧照，让我们的记忆恍惚依稀外，真真是“相见不相识”了。那是很美丽的一天，那一天我们像小时候一样在老师的指挥下，把儿时的歌，唱了一支又一支，跳了一曲又一曲，我们用中年人的热情沉浸在少年的纯粹中。

　　那时，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新建礼堂成了我们的学校和课堂。暑假放完了，同学们都上学了，我们却仍在新建礼堂演出，老师专门为我们补课。一般上午补课，下午3点钟，就到新建礼堂集合，准备排练，化妆，演出。

　　我们一般要比规定时间早到许多，我们疯疯癫癫地围着新建礼堂玩耍打闹：跳房子，打马尾，跳猴皮筋，捉迷藏。当然并不制止我们，还有其他学校的小学生，很快我们跟她们熟悉起来，不仅熟悉她们，更熟悉她们表演的节目，不仅熟悉她们的节目，而且，还会表演。许多时候，她们在前台演出，我们就在后台模仿，几遍下来，该会的全会了。

　　“乒乒乓，乒乒乓，大家都来打乒乓，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这是大学路小学表演的舞蹈《打乒乓》。每人手拿一副乒乓球拍，抽、吊、削、扣，演得惟妙惟肖。“我是一个小民兵，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中，好好学习练本领，从小做个小英雄……”这是陵县路小学表演的舞蹈《小民兵》。这是最守纪律的一个集体，她们很少玩，一有时间，就看到她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不厌其烦地排练。他们表演得有板有眼，一人一杆红缨枪，一甩头，一挥臂，齐刷刷的，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越南有个小姑娘，家住水边小村庄，爸爸死在敌人的枪炮里，妈妈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小小年纪失去爹娘，美国鬼子又烧毁村庄……”记不清这是哪个学校表演的歌舞《越南有个小姑娘》。这个节目很有故事性，讲这个小姑娘如何和美国大兵斗智斗勇……对了，这中间是应该有一顿晚餐的，甚至还应该有一顿夜宵，这是肯定的，可是我现在竟记不起晚餐是怎样吃的？在我的记忆里，竟寻不到一丁点蛛丝马迹。

　　谢完幕就比较晚了，演员们急急活活地回到各自的化妆间，急急活活的忙着卸妆。这时的化妆台上已经放好了一小碟一小碟的卸妆棉花球，拇指大的棉花球浸满了花生油，在小碟里泡着，小碟的旁边是软软的卫生纸，谁先脱下演出服，谁就先卸妆。

　　急急地从小碟里拿起一个棉球，往脸上一通抹画，顿时每一张脸都油腻腻的，时间长了，已没有人取笑，再急急的拿卫生纸使劲擦，甚至来不及擦干净，送我们的大客车的喇叭就响了，急急地往外窜，上车，落座。夜幕下，车子一辆一辆地开出新建礼堂。

　　有一阵，我父亲出差在外，母亲在市委党校封闭学习，后来知道就是赫赫有名的“四清”运动。我有点无家可归的意思，只好到母亲学习的宿舍睡觉。晚上，在党校附近下了车，跟门口传达室的师傅打了招呼，急急地往母亲宿舍里跑，进得房去，洗了把脸脚，钻进蚊帐里，与母亲挤着睡。

　　那时母亲和她的舍友们一直在很严肃地讨论：谁谁谁“上楼了”，谁谁谁“该下楼了”，谁谁谁下了一半楼，还没下到底，谁谁谁又上去了。小学四年级的我，越听越糊涂，不由得问：你们不是都在一间屋里吗？谁在楼上，谁在楼下呀？母亲很严肃地用目光制止住我，不让我继续问。

　　记得母亲是“下楼”较早的一个，听到别人对母亲说：“你这么早就下楼了，真好。”就悄悄地问母亲：“那些阿姨什么时候下楼啊？你们怎么不一起下呀？在楼下的人高兴？还是在楼上的人高兴？你还上不上楼了？”母亲面色凝重，不语。

　　终于有一天，母亲宿舍的阿姨都下楼了，看见她们高兴的样子，心想：原来，还是下楼高兴呀！可是上楼为什么要难过呢？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上楼”与“下楼”之间的残酷！才知道在“楼上”下不来的惶惑！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忍不住“跳楼”！

　　经常坐车从新建礼堂门前经过，经常用恋恋不舍的目光凝望着它，那些台阶，那些石柱，那些玻璃窗，当年老师是要我们对着玻璃窗纠正动作的。如今，它一天天旧了，老了。我也会一天天“旧”了，老了。但是，它装着我的一些童年，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这些童年令我欣慰，欣喜，也是无可更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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