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成
实录、直书，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所谓实录，就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只有这样去写历史，才能彰善瘅恶，真正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谈迁（一五九三年至一六五七年）所写的《国榷》，就是据实以书的史学名著，一直为后代史家所推崇。今天，为了写出信史，我们对之认真地加以参考与借鉴，仍是非常必要的。
不以成败论人记事。元末群雄角逐中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和明玉珍，“俱田间布衣，仗尺剑起事。”而有的史书却把朱元璋一开始就称为帝；而把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与之相争称为“入寇”，称其政权为伪汉、伪吴、伪夏。谈迁认为，这是歪曲历史，“大非孝陵逐鹿之意。”在《国榷》中，谈迁把朱元璋家贫为僧，从戎为大元帅、吴国公、吴王以至称帝，都据实以书。
如实记录史事。谈迁突破封建社会为君亲讳的陈规，为事涉帝王与明初大政的胡蓝之狱翻案，认为二案原因根本不是功臣宿将们“图谋不轨”，而是朱元璋为巩固皇权一手炮制的“狗烹弓藏”的悲剧。通过“钳忌滋曼”，杀四万多人，“而帝之寝食少安矣”。对朱棣篡改实录，诓称朱元璋早想立他，病危时还派人召他等等，谈迁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永乐时饰说也”。“（朱棣）借其说以欺靖难诸人”，将自己的篡位说成合法。对朱棣又改建文年号为洪武，谈迁认为，这样做，“孙蒙祖号”，将建文所为记到朱元璋的账上，使本为叔侄权力之争的靖难之变似乎变成了“父子（相）争”，真是荒唐之极！故《国榷》中仍用建文年号，并如实记述太祖病重时“谕曰燕王不可不虑”。可见谈迁为写真实历史，是如何的一丝不苟。
评价历史人物公正客观，不虚美，不隐恶。谈迁认为朱元璋“戡平祸乱，平一天下”，行俭朴，严宦寺，惩贪暴，励农桑，“民安其业，吏称其职，海内殷富”，“功德至矣”，“方册所载，未之有也”。与此同时，对朱元璋严刑酷法，兴胡蓝之狱与空印、郭桓二案，使“市血陈殷”、“死徙遍天下”，则斥之为“殆同秦隋”。对朱元璋分封诸王造成的尾大不掉的后果，则批评说：“故孝陵之杯土未干，逐鹿之战继之”。谈迁称赞张居正改革，“信赏必罚，捷如风雷”，“威行万里，坐致富强”，“严考成，核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其不足之处，是“褊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路”，“威权震主”。二者相比则是“功十而罪一”。这些论述，都是公正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