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新世纪的文学，日渐纷繁多变，异彩纷呈，文学的天地变得更加宽广，正所谓千帆竞发，万木争荣。但是，在某些人那里，对文学责任感的放弃和鄙夷，对文学思想精神的质疑和消解，对文学要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要拓展人们心灵空间的否定和嘲弄时有所闻。曾经消失多年的娱乐消费性文学，随着时势变迁，吸引了一定的读者，这本来是时代的发展和现实需要所致；但是，以为自己可以占据最醒目的舞台，以为自己可以取代严肃的有使命感的文学而领导时代新潮流，恐怕就失之谬误了。

　　文学需要有所承担，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始就牢固树立的价值尺度。孔子编定诗三百首，强调诗歌的“兴观群怨”，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得失”，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也”，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文学的认识和批判功能；屈原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尊重，不仅是因为他以辞赋体诗歌的天才创造丰富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宝库，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深切关怀，祖述了尧舜的政治思想，如刘勰所言，“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诗骚的传统，如擎天巨柱，共同支撑起中国文学的天空。

　　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很少有真正的隐逸文学，很少有纯粹的文字游戏，即便是最富有形式感的织锦回文诗，都要附丽在表达对丈夫思念的深情中。中国古典文学所表达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呼吁开明仁政，体恤民间疾苦的强烈情绪和对自然山川的由衷咏赞，在世界文学之林，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这也构成中国文学中抒发爱国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需要有所承担，这也是从“五四”新文学奠基之日起就已经规定了的。鲁迅先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郭沫若热烈地呼唤着苦难中国的“凤凰涅槃”，燃烧起除旧布新的弥天烈火。文学需要有所承担，这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中国作家的职责所在，那些否定文学使命感的言论，也往往是从对知识分子的特性和意义的否定入手。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知识分子的责任。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正处于发展进程和历史转型期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担当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职责：从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是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作家，率先致力于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和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而在诸种文化传播方式中具有最广大的受众、最广大的社会覆盖面的文学，往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首选方式。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黄遵宪、秋瑾等一批爱国志士，都把文学作为自己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

　　文学需要有所承担，优秀的文学大师，对于民族灵魂的塑造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雨果和大仲马根据同一个故事原型而写出的各自的名作《悲惨世界》和《基度山伯爵》，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遭受冤狱，又都以“调包计”逃脱厄运———冉阿让在修道院中钻入埋葬死者的棺材，基度山在孤岛高墙内钻进装尸袋中，从而逃出绝境，否极泰来，而且都成为巨大财富的占有者，又终生都陷入爱恨情仇之中，在复仇与宽恕中抉择进退，波澜跌宕中可以见出其共同之处。论情节，论技巧，论惊险传奇，两者都不相上下，但是，雨果之所以比大仲马高出一筹，就在于他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要探索人的心灵的深度，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从而把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空前广阔的境界；同时，雨果自觉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并且将个人恩仇上升到对畸形的社会的愤怒抨击，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加以无情的批判。

　　相应地拓展开去，从雨果的一系列作品《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与大仲马的一系列作品《三个火枪手》、《铁面人》等，都可以发现两个作家的关怀所在。雨果对于人的命运与人的心灵世界的关切，他对历史与人的关系的思考，对于作家生活的年代中底层民众的悲惨遭遇和心灵痛苦的深刻同情，对社会历史责任的重大承担，都是大仲马难以企及的。这也就是在众多普通读者和专治文学研究者心目中，永远奉雨果为文学大师的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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