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晴文

　　一边是国内支持参拜的选民，一边是国内外各种反对的声音，权衡利弊得失，日本首相小泉3次走进靖国神社。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除了复杂的政治因素，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人独特的伦理观念。

　　与中国以及大部分欧美国家不同，日本由于岛国多山的地理条件以及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在近代以前的漫长时间里，人口流动极少，一个村子的内部构成可以几百年不变。可以想象，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人际关系纽带是何等强大。一个人的行为从原因到结果都与周围人有极密切的关联，人际关系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良心的自律。某人一旦严重违反所属群体的人际规范，就会受到周围人群的精神驱逐，这等于是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生活的基本条件。因此，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决定做或不做某事时，首先会想此事会带给周围人什么感受，周围人欢喜，我自然受益；周围人不快，我当然受损，道德上的正当与否完全是建立在这种对人际关系的考虑基础上的。

　　可以想见，这种由群体内部的人际环境约束起来的道德规范，在群体内部可以产生十分强大的凝聚力，而一旦超出了该群体的范围，比如当行为者的行为对象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的时候，就会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就是彼此的力量对比了。所以许多日本人眼中的外国人通常只有两种∶强者和弱者。正是这种强者对弱者的漫无约束的欺凌，造就了当年侵华日军数不尽的非人暴行。

　　也正是这种过于紧密的人际关系，使“人情”成为日本文化中有着极为重要地位的东西。在相当多日本人心中，与“人情”相比，是非标准是次要的，为了维护“人情”而说假话是正当的。说一个人情谊深厚，是非常好的褒奖，说一个人固执于理，决不是好话，等于说一个人不顾周围人的感受，这种人糟糕透顶。甚至日语的语法也适应这种模式，日语的谓语动词是在句子的最后，以便于说话人察颜观色，一看反应不对，马上在动词后面加上否定词语气词，对原先的意思加以调整或干脆否定。

　　一个日本青年曾对我说，如果他犯了罪，会有邻居的小孩向他们家扔石头，他的妹妹就很难嫁出去。这就是日本。一个人一旦被他所属的群体抛弃，成为另类，那种明目张胆的唾弃和漠视，绝对可以使一个习惯了群体生活的日本人绝望。所以，小泉可以不听国外的反对之声，但绝对不可以不听国内的支持之声。对于日本人来说，参拜靖国神社，祭奠为国死难的英灵，是基于群体内部的“人情”而做出的行为，至于那些“英灵”从前是否杀过外国人，则属于冷冰冰干巴巴的国际间的是非道理，这怎么能和自己群体内部的“人情”相比呢？日本人往往忘了给自己群体以外的人，特别是自己群体以外的弱者，留出一个空间。

　　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经历了二战后的改宪，经济上实现了腾飞，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其传统伦理的深层结构并未受到根本性的触动。那些缺乏普遍价值观的伦理观念，在全球化壮歌行进的今天，仍清晰地存活在许多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里。要认识日本决不能忽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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