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

　　经过一审、听证等多道立法程序后，7月22日上午，《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草案）》提交广东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二审”。其中备受关注的关于“不吃野生动物”的规定被修改成为“不滥吃野生动物”（据7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不滥吃”是模糊语言，将“不滥吃野生动物”这样的条文写入法规，法规在实施过程中将遭遇尴尬。由于怎么样才算滥吃，怎么样才算不滥吃，其中缺乏可供操作的界定标准。

　　实际上，这暴露出了一些地方在立法中的一个弊病：立法语言不掷地有声，法律法规条文的“自由度”和“可伸缩度”太大。

　　最近，江苏省取消“严禁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的法规条款引起广泛关注。而“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住”就是模糊语言。因为，无婚姻证明的男女范围很大，“混住”一词也是概念不清。

　　立法使用模糊语言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法律法规难以操作。法律法规制定出来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所以法律法规应该刚性十足。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不可行的行为具体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法律法规的条文应该一目了然。这不但有利于公民自觉遵守，同时，在法律法规的实施过程中，执法人员不会感到不可捉摸和无从下手。当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的条文感到模棱两可、左右为难时，法律法规的命运可想而知。含混不清的规定，最终会使法律本身受到“伤害”。因为某个条款的模棱两可，而使整部法律法规的权威受损，这样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应该作为立法中的大忌。

　　其次，立法使用模糊语言，还会给一些执法者留下“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空间。要是某个法律法规条文用语模糊，执法者在操作过程中就有了可以自由掌握的尺度，他可以放宽或者紧缩这种“尺度”。以“不滥吃野生动物”的法规条文来说，由于对“滥吃”的限定不清，有些人虽然“滥吃”了却未受处罚，而未“滥吃”者却可能受到惩处。判断的标准不是法律法规，而只是执法者。

　　立法使用模糊语言还有可能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而给一些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所以，不论是从执法的角度，还是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角度，立法中必须禁止模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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