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黄裳散文》之后，上海书店出版社也推出了印装精美考究的六卷本《黄裳文集》。看来，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而在读书界却声名遐迩、被誉为“书斋闻人”的黄裳先生，终于被有眼光、有胆识、有品位的出版家大规模地推向了市场。
黄裳解放前在大学里学的是电机专业。毕业后先后做过翻译和《文汇报》记者。20世纪40年代，黄裳的文章即已受到巴金、叶圣陶等人的赏识和关注，他的第一本书《锦帆集》就曾收入巴金编的“中华文艺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以后，黄裳更多的是以藏书家名世。他的收藏以明清易代之际的野史、笔记为专，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其庋藏之富，堪与阿英、郑振铎、唐这些当代藏书大家比肩。“文革”中被查抄的黄裳藏书装满了好几辆卡车，据说，其中一些珍品被觊觎已久的文物大盗康生所窃夺。“文革”后，黄裳先生文思泉涌，出了包括《榆下说书》、《珠还记幸》、《翠墨集》、《银鱼集》等十几种集子，还在《读书》上开了《书林一枝》专栏。
黄裳的文章丰富而驳杂，既有杂家的广度，又有专家的深度。不过，作为一个个性色彩极为鲜明的文章大家，在读书界广受欢迎的，还要算是他那况味隽永、笔致练达的书话和以美文笔法写成，兼具史论色彩的文史随笔。
黄裳的书话，笔涉书人书事、书里书外，举凡读书、买书、访书、求书、遇书、淘书、藏书，以及版本、刻工、装帧、题跋、纸张、墨彩等有关书的种种，都曾娓娓叙及。藏书人的心事、读书人的趣味、写书人的感慨，于不经意间（也许这“不经意”，正是他“苦心经营的随便”）流漫于他平实古雅的字里行间，并最终化作一道道诱人的书香风景和文化山水，引一班有同好者寄情其间，流连忘返，不忍离去。许是大半辈子浸淫其中的缘故，黄裳于“书道”中寄注的精力、情怀都非寻常人能比，而个中甘苦，更非局外人所能充分体会和理解。这中间，既有“如同占领了整个世界”的大喜过望，又有“如后主失却南唐”、“挥泪对宫娥”的无奈和失落的悲哀。读黄裳的书话，每每让人体味到前辈学人对书的一腔痴情，这在书香之气日见稀薄，读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已几近广陵绝响。黄裳书话的另一重特色，就是那掩抑不住更又挥之不去的书卷气。自然，这书卷气不是靠“掉书袋子”硬充进文章里的，而是丰厚的学养和书呆子特有的“痴气”的一种自然流露。也正是因了这种“自然流露”，才使得一篇篇看似不起眼的小文章，别具一种高远的气象和雍容的风度，十足大家风范。我想，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是书话；也只有这些寄情于文化山水的“苦旅者”，才能写好书话。
较之书话，那些言及明清易代之际家国变幻、人事更迭、民族冲突的文史随笔，似乎更能见出黄裳的襟怀、才情和爱憎。黄裳关于治史，有自己的独到之见，那就是以一斑窥全豹，通过摄取、解剖三几个关联朝野的焦点式人物，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至少是反映特定时代的一个侧面。于是便有了《关于柳如是》、《陈圆圆》、《关于吴梅村》这样情理兼备的好文章。黄裳的这类文章，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的专门著作，即所谓正史。他往往能突破旧史家的樊篱，将正史、野史、笔记、当事人的诗文等，相互参证比较，努力发掘尘封在岁月深处的史实真相，并以此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流变的脉络。加之他有藏书优势，材料自然比一般人丰富“鲜活”得多———这些东西一经他梳理考证，妙笔点染，感性和知性、情趣和理趣、史事和诗情、人情风物和文史掌故、清谈娓娓和雄辩滔滔即浑然成为一体，可谓文、质并胜，既见山又见水。这样的文章读来真是意趣盎然，如沐春风。而他于史、事、人、情方面的见解和洞察力，更非寻常史家可比。比如《关于柳如是》一篇中言及柳如是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三百年来，一切大小文士只要碰到与她有些牵连的事物，无不赋诗撰文，感慨一番。一张小像，一枚印章，一面镜子，一只笔筒，都是发泄幽情的好题目。这些雅人的动机说穿了无非是想吊这个死去了若干年的小女人的膀子，却完全不顾在辈分上说，她该是他们的祖母、曾祖母……”真是重笔如刀，刀刀见血，不折不扣的大手笔。
黄裳虽然是一位在古书中寻梦的“古典”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线装”，其文章的内在气质更是秉承了鲁迅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