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新当代电影院在岛城台东商业繁华地段的悄然落户，只有220个座位的有限规模，素朴简洁的内装修，而记者从影院每日的人次场次收入报表上看到，影院开业以来却能够始终保持相对的客流和令人满意的日均票房。所有工作人员的在岗状态也令人耳目一新。

　　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影院，不仅逆市而动，实则打破了许多年以来岛城电影业所面临的影院数量持续减少，市场日渐萎缩的势微局面，而且率先将股份制概念引入业内，从而促使整个青岛电影市场不得不就此重新审视行业的发展潜力与变革路径。

　　“新当代”的股份制缘起

　　依照市文化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划，“新当代”最初的建立，是要弥补大光明电影院改建影城的过程中，人流较为密集的台东商圈影院设施相对匮乏的状况。而要在全市甚至省内电影市场普遍滞后于国内电影行业总体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开设一家新影院，正如市电影公司总经理、青岛银星院线董事长刘春光所言，“新影院必须寻求新的突破。”

　　股份制很快就成为新突破的焦点。刘春光解释说，政府虽然有具体的影院改造财政规划，但是单纯依靠市财政投入进行文化设施建设毕竟是杯水车薪，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寻求股份制变革，将民间资本引入文化设施的建设经营中。如此既解决了建设资金的来源问题，又有利于更加积极灵活的经营管理模式的确立。

　　目前国内许多大中城市都已开始了文化领域影院的股份制变革，上海的永华电影城不久前的建立可以看作是外来资本成功介入国内影院的一个范例。山东省内的济宁、潍坊等城市也已开始了相关探索，刘春光认为，青岛的步子还是相对慢了一些。

　　当“大光明”的职工成为股东

　　“新当代”的投资份额中，除去市电影公司拥有近40％的国有股权以及部分可推迟还款的设备投入外，另外有近60％的投入来自大光明电影院的20余名在职职工。持有个人股份最多的大光明电影院经理张青告诉记者，出资的额度是按照不同的岗位级别划定的，可以高于这个额度，但是不允许低于各自的标准。

　　这部分职工股很快就引发了来自两方的疑虑，其一是大光明的职工自身，起初很多人对于入股的前景存有顾虑，这样一家小规模的影院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经济利益，包括已经在岛城电影行业里干了20余年的大光明副经理李滋亭也有过片刻的犹疑，但是很快每个都理解到，在风险性与回报率之间没有可以绕过前者的捷径可走。而使李滋亭和张青更加坚定的是，潍坊一家民营商场竟在自家商场内创建了一家全资民营电影院，竟也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收益的经验。坐落于当代商城内、人流如织的台东步行街一侧的“新当代”可谓是殊途同归。

　　在90％的大光明在职职工积极入股的同时，市文化主管部门却仍有一丝不易消解的疑虑：大光明职工成为新当代的股东，以及部分领导层成员的兼职，会不会造成因利益关系而导致的顾此失彼？据了解，这种情况目前而言并没有真正发生。新当代的现任经理确实为大光明电影院的书记兼任，但他本人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投资参股，并不是股东；另外的几名技术人员也只是暂借使用，传带新手。除此之外，新当代的11名职工全部为新聘人员，而他们的日常工作表现评议则完全通过股东大会，由包括大光明参股职工在内的股东们集体参与决定。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大股东市电影公司抑或是参股个人，在新老体制的对比中，都对股份制下资金投入的透明度感到满意。张青告诉记者：“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投入的每一分钱花到哪里，是怎么花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青岛电影业的体制变革

　　青岛社科院城市所所长郭先登对将股份制引入文化领域的影院建设的做法积极肯定的同时，却对“新当代”股份制的资本结构提出了置疑。郭先登坚持认为，文化企业的改制应当与经济领域其他行业的改制无二，实行国有资本的逐步退出，行政主管部门要做的是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强监管。这是大势所趋。

　　与此相一致的是，市文化主管部门及市电影公司有关青岛电影业的改革思路也日渐清晰。“股份制改革不仅是新当代一家影院的行动，它将逐步拓展到整个电影市场。”刘春光告诉记者，有关电影业的体制改革将从影院资产与电影公司的合并开始，目前各自为政的影院资产将全部合并到电影公司，形成规模，为下一步的资产盘活与置换打下基础。

　　此后，合并成规模的电影公司则由原先影院的事业型主管单位转变为资产型的管理公司，随之而起的便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公司法的要求，对合并后的电影公司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刘春光解释“规范化”的内涵，即由国有股、职工股和社会自然人股共同组成的投资主体的三元化。刘春光认为，惟有此，才初步完成了青岛电影业与国际国内电影业的接轨，也惟有如此，今后对电影院统一的品牌化管理才能由被动的行政行为转变为企业的自觉行为。本报记者李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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