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短短的这么一段话，显示出司马迁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唯物思想。

　　对历史，司马迁持客观的态度。神农以前，没有历史流传下来，不敢多说。有《诗》、《书》可据的禹夏以来，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吃的好，穿的好，又有声色犬马之逸乐。你硬要说这生活不好，要退回到茹毛饮血、穴居野处，你就是敲锣打鼓，挨门挨户去讲你这道理，也没有人听你的。

　　司马迁已看到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变化的，而且是越来越进步的。在上述那段话之前，他还有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司马迁的意思是：茹毛饮血，穴居野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吃的好，穿的好，居住的好，人与人可以千里之外互相往来的时代，是人们生活的现实。要想使人返回去，那是妄想。

　　司马迁朴素的辩证思想、唯物思想，在《货殖列传》里比较集中地表现出来，并贯穿着整部《史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就说，他撰述太史公书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汉书·司马迁传》）“通古今之变”，是认识历史古今发展变化的轨迹；“究天人之际”，是追求认识天人的关系。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是战国秦汉时代士大夫所追求认识的一个大问题。“五德终始”说、“三统”说等有关天人之际的思想，是战国秦汉时代的重要思潮。司马迁对天道是有怀疑的。他在《伯夷列传》后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也有他自己的遭遇使然。由于他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

　　“通”和“究”，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两盏高照的明灯。他“通”的更透，“究”的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已属不易，高出于人。近代以前中国的历史学家中，《通典》的撰者杜佑差可和司马迁相比，不过他也只做到丰富了司马迁的通，并未能超出。

　　在《史记》里，老子与韩非合传。凡作合传，司马迁皆有他的道理，而老子、韩非合传的道理，司马迁说的比较晦涩，后人也有以老子、韩非合传为非者。究其实，老、韩合传，司马迁是有深意的。这深意简言之就在于：老子的历史观是保守的、倒退的，越古越好；韩非的历史观是发展的、变化的、进步的，越后越好。两相对比，比到一块了，两人就合传了。

　　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通，更要超过他的通；要学习他的究，更要超过他的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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