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贫困学生上大学”之八

　　本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授权下与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资助活动开展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引起无数读者的高度关注。在一些热心的慈善者纷纷献爱心的同时，我们注意到也有些读者和媒体提出“对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该不该资助”的话题。7月25日，某媒体发表题为“超生引起贫困也应资助？”的文章认为：“倘若超生引起贫困也该资助，‘木匠戴枷’就不再是‘自作自受’，而是‘自作他受’了！对贫困准大学生的资助，完全不考虑是否超生，合理吗？”

　　我们还注意到，提出这个问题的并非一家媒体，早在1998年12月《北京日报》等报刊就讨论过此话题，有的文章反对资助超生的特困大学生，认为：一，超生是产生大学特困学生的重要原因；二，既然特困，是否一定要上大学？“莫非要由我们向他们发放超生奖学金？”“我家只有一个孩子，上大学要自己掏钱，如果你超生家庭能通过舆论争取到社会赞助，叫我们怎么想？”

　　我们相信持这样观点的国民只是极少数，并不代表整个国民的想法。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虽然一些特困大学生是其父母超生的，违反了宪法“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负担，但是，这个责任应该由其父母承担，而不能由超生子女承担，如果把超生父母应受的惩罚转嫁到其子女身上，那么，这与专制社会的“株连”有何区别？依据我国法律，超生子女不应该有连带责任。

　　其二，有人认为特困大学生的家庭因为超生才导致贫困，这里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多生固然会更加贫困，但是，第一，超生并不是导致贫困的绝对因素，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巨大差距，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国民，很大一部分不是因为超生而贫困的，而是因为地域性、政策性、社会转型等原因导致的贫困，像老、少、边等地区其贫困也是因为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造成的，跟是否超生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二，长期的国民不平等待遇，才是导致相当一部分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原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寄予同情和关怀呢？第三，因为世世代代的贫困，这些国民才不得已把摆脱贫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通过学习考上大学，改变“出身”，跳出“农门”，实际上，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这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只有帮助他们实现上大学的愿望，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贫困状况。第四，中国农村贫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文化素质不高。现在，通过助学活动让贫困学生顺利上学，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工作。

　　其三，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上大学也是受宪法保障的，其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其是超生子女就被剥夺。

　　我们认为，一些人反对对超生家庭特困大学生进行资助，也是违背慈善事业理念的。慈善公益事业一个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救济贫困”，这在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有明文规定。慈善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人之初，性本善。”慈善事业就是高扬人类的这种天然的本性，它不受人类的世俗和功利影响。资助特困大学生，不管他们是否超生子女，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困，资助他们是无条件的，这才是慈善的本质。

　　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部主任李利说：“每个人都无权选择自己的父母、出生、家庭环境，但来到这个世界就应当享有作为一个人应具有的权利。父母的过失，不能让孩子用大有希望的人生来弥补。”

　　广东省前省长卢瑞华在任职期间多次表示：“要让超生的孩子也有书读。”他说：“超生是父母的错，孩子没有罪，生出来就要让他们读书。一定要保证义务教育，一个不漏，否则，他们长大了就会变成社会的负担”。

　　这些观点才是务实的，才是解决问题的。

　　本报评论员　束学山

　　相关报道见今日Ａ05—Ａ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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