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这是个权利彰显的时代，一点儿也不假，除了不安分的时评家们在媒体上隔三差五地“造”权利外，安分的小百姓们也不失时机不甘示弱地露两手“造”权利的绝技。这不，在江西某地，七月流火酷暑难熬，很多城市居民纷纷躲到空调房里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清凉，可那些在工地上施工的民工们却头顶烈日挥汗如雨，于是在对空调“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失落下，他们造出了“降温权”，要求享受高温作业津贴。（据《工人日报》）

　　“降温权”是闻所未闻，“安静权”更是别出心裁，这个别出心裁的权利诞生在成都某小区：该小区全体住户代表投票公决的结果，占84.2％的住户不同意小区里的“有车一族”把汽车停放在大院内，理由是宿舍大院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住户应该享有“安静权”。于是许多私家车就被挡在了院外，“有车族”与“无车族”的矛盾白热化。

　　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然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权利诉求，任何一项权利要求的背后都隐藏着当事人某种“受到委屈”的情绪，比如说“贞操权”背后是遇强暴女性得不到应有补偿后的委屈。同样作为权利，降温权和安静权背后也有着某种不吐不快的委屈，但这种委屈不是因为当事者失去某种东西得不到补偿，而是因为别人拥有某种东西而自己没有，这种反差倍让人失落。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与经济发展比翼齐飞，这种生存环境孕育了相当多的“失落者”，这些失落的情绪如果得不到应有的制度性补偿，社会将埋下许多一触即发的危险因素。

　　确实，降温权和安静权都是因为“别人拥有某种东西而自己没有”而产生的权利诉求。马克思说过：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的近旁耸立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用这个形象的比喻可以来解释隐藏在降温权和安静权中的失落和委屈：

　　试想一下，在空调发明之前，大家的生活和工作都面对着相同的炎热条件，自然界的炎热酷暑普天同享，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从心理上讲，大家也没有觉得这天是有多么的热，所以降温与权利是怎么也扯不到一起的东西。可自从空调这种侈奢品发明以来，社会贫富差距在不同阶层应付自然界冷暖方面有了表现，有钱人买得起空调可以享受人化自然的舒坦，而无钱人只能望洋兴叹地停留在纯粹的自然冷暖下，虽然城市空调的逐渐普及，但对于从乡下来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来讲，空调绝对是奢侈品。什么白领丽人，什么中产阶级，大家都在准确的空调环境下生活工作着，这时候跟以前差不多的夏天就变得格外炎热格外难熬了，这种酷热难熬的生理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种心理感受：跟空调环境相比，咱们的工作条件是多么的差啊。

　　好了，这时候产生“降温权”的要求就非常正常了，凭什么咱们就应该承受酷暑，为什么人家工作的环境那么快活，我们要降温权！

　　同样，安静权的诉求也有着同样的逻辑，本来都是私家车惹的祸，不可否认，私家车的停放有的时候确实从技术上影响到了其他住户的安静，可这种“安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感觉。近年来，中国的私家车突然间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各大中城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居民小区宿舍大院内的地面空间因停车增多骤然变小，本来相处还算和谐、友好的住户便时因为“私家车”的出现而不和谐了。如果大家都没有车，大家心理上感觉平等无所谓安静不安静，如果大家都有车，即使整天车在吵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安静，可有人有车有人没车就不同了，安静就上升成作为“失落者”无车一族的心理要求了。

　　其实，无论是空调环境与炎热环境也好，有车与无车也罢，都是社会发展自然分化的结果，当政者无力也无法通过强制手段加以扭转或干预，这只能伤害到社会发展的活力，但是，有一点当政者是必须做的，那就是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社会中那些心理上的失落者进行制度性的补偿，或者通过转移支付，或者通过协调利益，在他们提出诸如“降温权”、“安静权”之类的权利之前平衡他们的心理，满足他们的权利，无论降温权或安静权合不合情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权利分享时代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满足了这种权利，这样的社会才是人性化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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