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树华

　　十六大之后，一些同志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不理解，认为既然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就只能进不能退，或者是只能劣势企业退出。在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广东经济学会近期联合举行的“广东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与会同志对这种认识进行了热烈讨论。

　　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认为，广东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清远县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开始，到1992年顺德首次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综合改革，再到近几年的企业改制、劣势企业退出以及产权多元化……改革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取得了一定的实效，成绩要充分肯定，但是，也不能估计过高。与浙江比、与广东改革初期比、与中央的要求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比如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方面，在实施产权多元化方面等等步子较慢，力度也不够。要正确理解和实施“进”与“退”，在国家必须控制的关键领域或必须介入的公共服务领域，国有企业不仅要进，还要做好做强；在一般竞争领域，则要退，在这里，不仅差的企业要退，暂时好的也可以退，不能等到办差了再退，要靓女先嫁。因此广东在国企改革方面要进一步转变观念，要有大气魄、大动作。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教授宋子和认为，总的来看广东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几年确实是滞后了、落后了、放慢了：一是与广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改革力度明显小了；二是与许多兄弟省市相比，步子慢了；三是跟不上广东经济发展的要求；四是还未能贯彻落实中央的改革要求。

　　广东体改研究会秘书长周林生认为：目前要特别重视抓好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并不矛盾。按照十六大的精神，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下一步将会在集中上做文章，即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国有资本的积极作用，逐步实现两大集中：第一就是要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第二是向大集团、大公司、大企业集中。退出是伴随着提高国有资产的集中度和控制力而作出的一种必然选择。如果不退出，就无法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集中和对国有经济的适度控制。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也必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为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提供重要的通道，从而有力地推动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退出。

　　华农经贸学院院长罗必良教授认为，国有资本的运作应该坚持两大原则：一是最小进入原则。二是不与民争利的原则。他提出国有资本的四种存在状态：第一，在由于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目前民间资本没有力量投资，又不宜让外资控股，而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出发又是必须发展的行业，可以实行国有独资。但只要民资愿意投资，只要有最小的进入，国有资本就应开始退出。第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国有资本应该实行控股。第三，在传统的垄断和战略性行业，国有资本应逐步由控股转为参股。第四，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则不与民争利。

　　有的同志不赞成用单纯的“退出”来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广东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强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采用“搞死”式的休克疗法。现在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仍是大头。据统计，国有企业的职工现在有5000多万。如果用先“搞死”，再彻底地连锅端的改革，必然会影响我国的稳定。国企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有退有进的过程。

　　也有的同志认为，国企不改制可能会“死”，而有的国企仅仅改制也可能会“死”，因为决定国企生死的因素是复杂的。中山大学王珺教授说，很多企业几十年一贯制，企业仍然生存得不差，如珠江啤酒、珠江钢琴等不改制也照样盈利。而有的企业如科龙进行了改制，领导人几年一换，企业发展思路一变再变，结果反而给企业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说明改制、经理人任期及其现代企业制度等综合因素是影响国有企业发展的关键。当然，改制是最终的出路，是企业稳定发展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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