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北大才子街头卖肉”可以说是这两天网上最火爆的新闻，据《华商报》报道，陕西青年陆步轩以当年所在县的文科状元考入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械配件厂，县计委曾将他借调到机关工作，后来陆步轩自告奋勇去了计委办的企业，遗憾的是企业几年后垮了，此后陆也就开始了他漂泊的工作经历：搞过装修，开过小商店，2000年租房开起了肉店至今，一年忙到头，交了水电费、房租后，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去年厂里给他办了“低保”。

　　陆的经历经媒体传开后，北大、才子、卖肉这一个个反差强烈的关键词激动着舆论的每一根神经，“社会人才浪费”的药方立刻被开了出来：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培养大学生，他却在从事知识含量不高的劳动，显然是一种浪费；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政府：服务型政府应该做好对人才的服务，创建一个人才发展的平台，促成人才流动，让人尽其才。笔者以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般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街头卖肉”是企业人才使用效益最大化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考上北大的人都是人才？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精英？是不是有了北大文凭就一定要找到最好的工作才名至实归？北大毕业生没找到好工作，就算政府失职？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北大毕业生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对其敞开大门，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出来的学生就耍大牌作风，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

　　虽然这是陆步轩个人的不幸，但却是社会人才使用理性化进程中之大幸。如今责难者却唾沫横飞指责这训斥那，都是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思想在作怪。在他们的意识中，北大出来的人就应该找到最好的工作，北大的毕业生就应该风光体面地出入于写字楼豪华宾馆，因为他们有一张让人羡慕让人迷醉的“北大文凭”。这种“文凭崇拜”思想不仅对理性的社会人才使用是一种破坏，而且还会滋长盲目的“非北大不上”，和北大学生一劳永逸的思想。

　　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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