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国情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30日12:03 青年参考

　　最高检严查超期羁押

　　截至7月21日，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已实现无超期羁押。22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检察机关从今年5月开始的超期羁押案件专项清理工作的有关情况。全国检察机关在超期羁押专项清理工作中累计纠正检察办案阶段超期羁押359人。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赵登举副检察长和新闻发言人张仲芳面对记者提问，都说了这样的话：超期羁押就是非法拘禁。“超期羁押就是非法拘禁”，其实普通人也是可以直接从宪法和法律推论出来的。但是他们说出来，就与普通人的常识判断不一样。因为“非法拘禁”是刑法的一个罪名，有着确定的量刑标准，不是随便说说的。“超期羁押就是非法拘禁”这个判断，意味着直接责任人承担刑法的责任，而不再仅仅是国家机关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国家机关只能赔偿，而不能“犯罪”——不能承担刑法责任。承担刑法责任的，只能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同是“非法拘禁”他人，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能免责。这是一个很大的公正问题。国家有法律在，没有让你超期羁押他人，超过期限的，就是你自己犯罪，与其他任何坏人非法拘禁他人无异——你只不过利用了国家机器而已。有一个案例可以作证：据7月17日的《检察日报》称，今年年初，灵宝市检察院在依法监督犯罪嫌疑人建树谋被超期羁押一案中，发现该市阳店镇派出所所长李建增、民警郭建刚在建树谋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亦未被劳教委批准劳教的情况下，没依照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及时释放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后，李、郭二人仍坚持错误意见，致使建树谋被非法羁押3个月。近日，河南省灵宝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对灵宝市公安局阳店派出所民警郭建刚提起公诉。这是检察机关首次对超期羁押案件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另一个案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超期羁押的罪恶：一个叫谢洪武的广西玉林公民被错误地“拘留”整整28年零6个月，出来时已是个痴呆的白发老人了。他原来村子里的人包括他的亲人都以为他早死了，看守他的机关也居然不知道这样一个人存在。这个人一生已经毁了，什么都不能补偿了。《工人日报》今年5月报道了这件事；7月，《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又分别报道和评论此事，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而这个人是根本没有罪的：这不仅因为当时拘留他的理由十分牵强，而且因为：他一直都没有被法院判处有罪！

　　审前羁押，无论是否超期，根本就不应是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因此，在这次关于超期羁押的讨论中，有律师认为：应该推广取保候审制度，以尽可能取代审前羁押。

　　沈阳取消暂住证

　　从7月22日起，沈阳市取消暂住证，改为免费申报暂住登记制度，并在全国率先推出对外来人口“市民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和人性化执法”的零收费管理模式。这一制度的实施，引起普遍关注和积级评价。

　　在参与《中国青年报》的“热点话题”讨论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的评价直入本质：“从法理上讲，过去的暂住证是一种“许可制”，而现在是一种“登记制”，登记是一种没有自由裁量权的制度。简单地说，外来人员只要向公安机关申请，公安机关则必须给予登记；而申请暂住证时，公安机关有发不发证的裁决权。这种变化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限制，可以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规范。”看来，不仅是收不收钱的问题，更是有没有权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不断产生的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法规、政策，都能令人体会到这样一点：政府放弃的权力，就是给予人民的权利。

　　菜场一狂汉“要砍上海人”

　　7月23日傍晚，在上海宝山区盘古路一菜场内，一名年约30的外地男子，在买完6元钱的肉之后，突然拿起肉案上的两把切肉刀，叫喊着在菜场内一路狂砍，共伤9名群众。这个人在与警方对恃中突然问：“我砍的人伤得重不重？”然后又说：“我第一次来上海，口袋里仅有的60元被小偷偷了，现在又有人骗走了我2000元，我就是要砍上海人。”

　　看不出这个人的神志是否清醒，但总之是没有理性的行为。人在穷困窘迫和失意中容易失去理性。这是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城市所面临的一种危险。?飧鋈恕熬褪且成虾Ｈ恕薄5车奈醇镁褪巧虾Ｈ恕Ｉ虾！肚嗄瓯ā返谋ǖ浪担骸氨桓媚凶涌成说?9名群众中，本地市民仅有4人，其余5人均为外地来沪的打工者。”这个细节很有些意味，不是随便加上去的。

　　对城市的敌意，应该靠城市的开放、宽容来化解。

　　女乞丐惨死案开审

　　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的“3个初中男生殴打凌辱致死女乞丐”一案，24日在陕西城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事件发生在5月6日晚，城固县二里镇中学3名学生，遇到正在乞讨的洋县溢水镇村民李文兰，双方发生争吵。3人饮完酒后，借酒撒野，追上李文兰并对其拳打脚踢，手段残忍，不忍再述，直至李由于受伤严重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这件事不仅暴露了青少年中令人吃惊的人性恶，而且暴露了极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生存危机。《华商报》的报道说，经查证，除3名肇事中学生外，当地派出所、医院和村干部在这起恶性事件过程中推诿不作为、麻木冷漠，最后导致本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李文兰惨死他乡。7月8日，中共城固县纪委通报，对在这起恶性事件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给予严肃的党政纪处分。我还看到另一例乞丐惨死的消息：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6月26日有7名乞讨、拾荒者口吐白沫，死在街头路边。据警方提供的情况，这些死者均系外地人，目前身份不明，估计年龄大多在50岁70岁之间，其中有一名系70多岁的妇女。据当地警方初步分析，他们可能是误食不洁食物后致死。

　　这后一例没有令人发指的暴力。但仍然反映了极弱势群体的生存危机。

　　广东：“爱卫条例”温和出台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以53票赞成、11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在该条例草案中，备受争议的第七条“不吃野生动物”被改定为“公民应当养成文明、卫生的饮食习惯，摒弃吃野生动物的习俗，不吃法律法规保护、容易传播疾病或者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显然，这是立法听证会内外争议的一个折衷的结果。《中国青年报》26日的报道，在标题中称之为“温和立法”。

　　实际上，我觉得，像“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这样的法规，就是一种“风俗立法”，本来就不会像刑法上的禁止规定那么严厉。草案中的“不吃”也是提倡，只不过更绝对化而已。移风易俗是不容易的事，这些年各地禁放烟花爆竹的地方立法的处境也是证明。一项涉及千家万户生活习俗的立法，不大可能像刑法禁绝一种犯罪行为那样“立竿见影”、风行草偃。在民主的程序中妥协和折中，是可以预期的良好结果。

　　黄石姑娘比武招亲

　　周六，在湖北黄石市城山公园的藕香榭水池中，20岁的女青年晓雨（化名）举行“比武招亲”的水上擂台赛。这位在黄石体校练习武术并从事举重训练工作的姑娘，给此次参赛选手设定了3个条件：习武人员；品貌端正；1米65以上。经过她的面试，从报名者中挑出了12人，再通过抽签，从这12人中产生了3名参赛选手。比赛结果：3名选手均被当场淘汰出局。“如果这次输给了其中的某位选手，你会嫁给他吗？”赛后，面对《楚天金报》记者的提问，晓雨微笑着说：“比武招亲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他要能支持我的事业，重感情和懂生活。即使我输了，也要和对方交往一段时间再做决定，并不一定非要嫁给他。”

　　这件事，怎么看也不像是现代的事，倒像是传统评书和戏曲中发生在古代的事。但是，它的趣味性、刺激性、事件性，都满足了都市新闻的需要。从后者来说，它仍然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代都市的市民生活，的确面临着多渠道、多样化的交往形式的创造。不一定要“比武招亲”，男女交往、人的交往，应该有在工作和单位之外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建立丰富的人际交往形式。

　　这样的形式，已经在创造之中。比如，不久前我与家人去郊外参加一次网上报名的种树活动，不一会，看到齐刷刷来了一队赛欧牌轿车———也是来种树的，这就是所谓“车友”。选择购买同一种牌子轿车的家庭，散在如汪洋大海的人群之中，这样的选择，除了秉赋、爱好之外，还有家庭经济等不同的考虑，具有偶然性。然而，就是这样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消费者，在把各自把车开回家之后，竟然“走到一起来”了，可见现代都市人的多样化交往的需求，是多么旺盛。

　　在这个意义上，黄石姑娘的“比武招亲”，与“车友活动”，没有多大不同，并不像古代和现代离得那样远。

　　回良玉谈良法

　　尽管我特别反对新闻中“日前”的提法，但是，7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标明“日前”的新闻，还是因为特别重要，使我不能不提，并且把它们勉强系于“前一日”：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民政部组织召开的全国贯彻《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工作会议上说：“新法、良法的落实会遇到不少难题，会面临新的挑战，各级政府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决不能让新法、良法在执行的过程中扭曲、变形。”

　　回良玉的话，正面触及了人们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一新法、良法的疑虑。他们的回答使我想到一句古话：“徒法不能自行”。新法、良法必须在一个新的观念、良的观念所影响的执法环境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新”、“良”的性质。

　　把良好的希望只寄托于立法环节，是过于乐观的想法，尽管立法环节就应该尽可能的完善。人们对于执法环节的疑虑是有道理的，立法不能改变的，是人的问题、观念的问题。这个新法与过去的收容法规，在立法的时候都是有“良心”的，但是，仅有立法者的良心是不够的。（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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