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布莱尔的14个问题几乎12个同政治有关，清华学生是否过于关心政治？是用一个尖锐问题使对方“哑口无言”，还是进行“环保型的交流”？清华学生在“圆桌会谈”上的默契，是有意为之还是平日教育使然？

　　7月22日上午，英国首相布莱尔来到清华大学与同学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圆桌会谈。这之后，时讯记者采访到了当天的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留英博士董关鹏老师，请他谈一谈对于清华同学现场表现的印象和会谈反映出的清华大学学生的国际视野。

　　“一句话———‘印象深刻’，这一点我和很多老师都达成了共识。”董老师开门见山地说。

　　据了解，这是“清华的学生第一次与这个等级的国家领导人，在那么开放的一个状态下，用人家的母语去对话，而且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董老师说，开始我们还是很担心的，一是英语水平，二是类似对话经验的不足，三是和一个高层人士对政治敏感话题的谈论。

　　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政治传播与政府公共关系的学者，董老师还有另一层的担忧。与一些新闻记者倡导的用一个尖锐问题就使对方“哑口无言”不同的是，一个成功的政治传播过程需要的是“持续性的对话”。董老师说：“如果在某一个时段，是以一方的单向传播遏制了另一方的话语权，实际上损失的不仅仅是对方，损失的也有遏制对方话语权的一方。缺乏沟通，缺乏了解，就会产生误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清华的学生那天表现特别好。我非常赞赏清华的学生在一种持续的状态下进行一种环保型的交流。”

　　董老师在总结清华同学当天提问的亮点时说：“同学们有特别强的议程设置意识，第一个问题如果很尖锐，第二个会很轻松，第三个还会很尖锐，但主流仍是尖锐。学生之间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这体现了一种学者的思维———严谨的可验证、可重复的一种思维架构。”

　　清华学生给布莱尔的14个问题几乎12个同政治有关，外界对此有“清华的同学是否过于关心政治”的疑问。董老师说，政治、经济、文化的分界是相对的，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是政治的，难道不是经济的吗？大的背景是经济的。难道它与文化没有一点关系吗？“在全球传播时代，战争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更应该有一种高度的地球人的责任感。因此，清华鼓励学生在全球视野的前提下，对世界的、中国的，还有我们身边的变化与发展都给予全球性的关注。当然，前提是经过自己的调查，严密的研究，给出自己的想法和判断。”

　　董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全球传播时代的国际传播。他强调，全球视野有三个工具来支撑，首先是全球传播的语言，其次是传播手段，包括对新媒体的熟练应用，最后是批判视角的思维状态。董老师说，我们对这三个工具的“说明书”的第一行字，就是实事求是——不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研究没有发言权，异想天开的东西是构不成一个深邃的理性思维的。

　　我们还了解到，清华的很多课程都是“talkshow”的形式。董老师以英文为主讲的一门研究生必修课《国际传播》就是这样的方式。“我会站在教室中央讲45分钟，同学们在我事先辅导下有准备地发言45分钟，最后半小时进行Q&A和对话。那门课是全英文的，因此理论上来讲，和布莱尔对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董老师解释说，这样的教学有很多好处，避免老师对学生的灌输，培养学生广博与全球的视野和超强的对话能力。经常用对话的形式，也使同学们懂得尊重别人的话语权。而董老师还特别提出了团队与合作的意识，因为这在对话过程中太重要了。“同学们都不互相认识，甚至没有事先的沟通，但他们就可以自由调节问题的尖锐与轻松，这就是一种合作。就像是你唱白脸我唱红脸，你做艰难的事，我做更艰难的事来支撑你，这样的一种方式会培养很好的领导者。”资料提供：陆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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