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7日傍晚，我家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拿起电话，就听到医务部王主任急促的声音：“姜教授，有一名危重病人，院长请您来一病区急诊。”

　　病情就是命令！放下电话，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病房。院长吕占秀告诉我，这批山西来的病人呈肺炎症状，而且是从广东回来后发病的。我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此前，只听说广东出现了非典，但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正琢磨着如何抢救，吕院长发话了：“姜教授，您这么大年纪了，在病房外坐镇指挥就行了！”我对院长说：“不行，我必须进入病房才能指挥抢救！”我顾不了更多，很快穿好隔离服，还特意在口罩下垫了两块纱布，就冲进了病房。这时，病人已经插管，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组织抢救，6名医生轮番给病人做心脏体外按摩。那一刻，气融胶粒污染了整个病房，所有参加抢救的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特别是在气管插管后，毒性更大，致病性更强。但在当时，大家谁也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想着要把病人救过来。

　　说实话，我看了一辈子的传染病，像非典这么厉害的疾病不多见。半小时前病人还吃过东西，怎么死得这么快？这种病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这只有依靠科学，从病原、病理上找证据。我立即向院领导建议，尽快进行尸体解剖。

　　由于病人尸体内残存着大量病毒，打开胸腔，病毒会四处蔓延，危险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我还是坚持进入了解剖室，和病毒、免疫、微生物专家对各个组织器官进行了细致地研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北京第一例非典死亡患者的尸解工作，为开展SARS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尸检结束后，接下来的几天，我先后4次下到病房看病、讨论，每次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

　　3月14日傍晚，我忽然感觉身上发冷，而且这次的冷和往常不一样，还伴有点寒战。一试体温37．6℃！经检查，流行病史符合，体温符合，胸片符合。我被确诊感染上了非典！我住院以后，院领导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院长、政委先后3次亲自主持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我的治疗方案。

　　躺在病床上，我的脑海里始终没有忘记抢救第一例病人时就思考的一个问题：借鉴传染病用血清治疗的经验，来尝试用非典患者恢复期血清救治危重患者。把非典患者恢复期的血清，早期注射到其他非典病人体内，能对付病毒，但有时间和安全性方面的要求，且有风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可能传染上丙肝、艾滋病等病原，甚至还可能植入一些不知道的新病毒。而且血清用于治疗非典还从未有过。作为医生，我知道这其中的风险，既然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但自己已经74岁了，就算失败也无所谓了。

　　在我的坚决要求下，院领导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我的建议，并且马上派人两次到广东疫区寻找血清。那几天，院领导为了救治我，多次组织讨论、专家会诊，尤其是听说有7名非典康复患者愿意为我捐献血清，我真的感动得掉了眼泪。作为一个医生，面对这么多人的关心，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为抗击非典多做点贡献呢？

　　注射血清后，我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反应，一周后觉得呼吸变得顺畅，经配合其他药物治疗，我住院23天就奇迹般康复出院了。实践证明，血清疗法是有效的，对某些重症非典病人，不失为一种救命疗法。消息传出，许许多多非典病人争相要求献血，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风尚，掀起在神州大地。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军医，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当做的事情，而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许多荣誉，社会各界也很关心我。胡锦涛总书记专门作出批示，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健康。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鼓励，更是对广大抗击非典一线医务人员的关心和厚爱。我一定要牢记胡总书记的嘱托，在有生之年，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传染病事业，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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