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这既是对我党我军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今后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回顾党在一些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和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正确引导和带领这支人民军队战胜艰难险阻，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一系列原则，成为指导我军建设的纲领。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为配合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研究制订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并决定公开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和领导起义。同年9月9日，毛泽东等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受挫后，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到达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这时部队组织不健全，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三湾改编废除了旧军队的雇佣制，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并规定把中国共产党组织建在连，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指出：“党的组织，现分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种。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起义的农民军，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前委书记，朱德任军长。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特别重视这支人民军队的建设，在军、团、营、连各级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针对当时部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严重的情况，1929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有些人却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司令部对外”，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等。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后来，红四军出击闽中作战损失很大，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未取得统一认识，许多人对当时的状况有意见，要求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复职。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的指示回到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并主持红四军的工作。为了开好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先后组织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深入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实际情况，亲自起草了长达三万余字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八个决议案，为大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29年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9月来信。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八个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原则；明确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确立了红军处理军内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原则；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论述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作风和方法。古田会议决议把红军初创时期提出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了。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传达贯彻了会议精神，并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组织各级党委和支部学习，开展批评。通过学习整顿，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破坏群众纪律以及吃喝嫖赌等不良倾向成了众矢之的，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战斗力明显增强。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贯彻实行了，此后，各地红军也都先后贯彻实行了。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曾一度取消了部队的政治委员制度，黄克诚到部队调研后，建议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获总部领导同意并报请中央批准。当时，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我军政治工作的独立性起到主要作用。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军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取得平型关战役的伟大胜利。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地区进行休整。当时，部队的政治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政治工作有所削弱，影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部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根据上级的指示，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先后在师部和所辖的两个团搞了半个月的调查研究，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共同探讨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在调查研究和座谈中，黄克诚发现了部队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感到部队虽然改编时间不久，但作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由于部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门，政治工作明显削弱，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经常发生，军阀习气开始滋长。黄克诚深感忧虑，凭着在红军多年搞政治工作的经验，他深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些根本原则和光荣传统绝对不能丢。黄克诚回到总政治部后，立即把在部队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建议，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作了详细汇报，并按照任弼时的指示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把他在部队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所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原因都作了综合分析，并建议尽快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以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报告写好后，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3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收到报告后，迅速研究批复，毛泽东下令恢复部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批准了在全军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各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并任命聂荣臻为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第一二零师政治委员；张浩为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各部队所属的政训处均改为政治部。部队的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有力地促进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战争进程适时提出健全党委制和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等新的原则和要求，为领导和指挥全军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根本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自恃兵力强大，公然挑起大规模内战。我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奋起自卫，以大兵团作战的形势与国民党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激烈战斗。为适应军队建设和夺取全国胜利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多方面加强了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具体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关于健全军队中的党委制，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党内、军内的纪律性等重要指示和规定。

　　抗日战争时期，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八路军、新四军的团和军分区以上单位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作为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关。1945年4月，党的七大作出了恢复党的委员会制度。11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首先恢复了党委制，在纵队和旅两级建立了党委，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党中央的重视。为加强党中央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以适应大兵团作战的需要，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规定：“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1948年9月，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主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贯彻执行，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力地保证了部队团结和集中统一的指挥。

　　1948年以后，中国革命战争已面临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为了保持已得的胜利并继续前进，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先后就全军政策上的完全统一、加强纪律性以及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论述和指示。1948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同年9月又发布通知，阐述和强调了建立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各战略区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加强集体领导，及时报告情况，因而能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以前所未有的统一步伐，协调一致地完成了战略决战和军事接管任务。

　　为了保证党的战略任务的实现，全军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纪律教育的指示和军委《关于整顿全军纪律的训令》，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纪律整顿，克服经验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习气，大大增强了纪律观念；深入开展以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军内民主运动，从而激发了干部战士对旧社会和阶级敌人的仇恨和对党、对人民军队的热爱，大大增强了内部团结和克敌制胜的战斗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学习苏军经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中央军委适时提出和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颁布了建国后第一个军队政治工作条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开展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军队有少数干部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错误地认为，搞正规化建设，实行三大制度（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苏军有现成经验，我们拿过来，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就可以了。有的甚至主张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实行单一首长制；否定政治工作，说“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指导员当妈妈的时代过去了”。1952年元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总政团拜会上讲话。他针对部队出现的党委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受到损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训练和管理教育松懈，官兵关系紧张等不良倾向，提出要重新起草政治工作条例，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用条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指定由副主任肖华主持政工条例的起草工作。

　　1953年夏，罗荣桓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彭德怀听了罗荣桓的一席肺腑之言，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明确表示，必须坚持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年9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筹备会上，军委研究提出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并组织拟制提纲发各大单位讨论。10月5日，彭德怀写报告报毛泽东审批。当天，毛泽东就批示同意。在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彭德怀代表军委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党中央毛主席所指示的建军任务，在组织方面，应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指示，根据党委会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的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1954年4月1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实施。条例贯彻和体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继承了我军的优良传统，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条例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须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提高全体军人的政治素养，使军队干部战士熟练掌握现代化的军事业务技术；政治工作在保证完成一切任务中必须贯彻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条例，并亲笔加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彭德怀的报告和政工条例的下发和贯彻，有力地回答和澄清了干部战士中的糊涂观念，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地位，极大地巩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促进了政治工作的落实，指导和推动了我军在20世纪50年代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军队在新时期的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按照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不断落实“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要求，在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在保卫国家安全、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史为鉴，坚持永远不变的军魂，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不断开拓创新，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使我军真正成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安全的钢铁长城。

　　笑话段子、整蛊短语精彩无限 难以形容的开心感觉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概念英语 口语 出国考试 考研暑期限时优惠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