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聂帅回忆南昌起义周均伦

　　1980年8月6日，在北戴河海滨休养地，为撰写回忆录，聂帅向我们讲述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聂帅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政局一片黑暗，上海、广州、长沙等地，都发生了反共大屠杀事件。到7月中旬，汪精卫与蒋介石勾结，提出要清党，在武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形势很紧张。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记得武汉的天气特别闷热，恩来同志来到军事部办公室，他当时是中央军事部部长，又是中央临时常委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对我们军事部的几个人说：刚才中央已经决定，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阴谋，我们要组织武装起义，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以我们党所能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基础，争取联合张发奎，打回广东去，进行第二次北伐，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另外，共产国际指示，要我们党组织一支5万人的军队，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贯彻这个意图，也需要组织武装起义，才能够落实。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中央决定，军事部的同志要组织个前敌军委，立即赶到九江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前敌军委，由你、贺昌、颜昌颐同志你们3位组成，你为书记。恩来说：起义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但一定要等中央的决定。传达的对象不能太宽，否则容易泄密，只传达到担任连长以上职务的共产党员。恩来还说：少奇同志正在庐山养病，你抽时间把中央的决定也告诉他一下，要他有所准备，注意安全。

　　当时武汉到九江，只有水路是捷径。第二天一早，我们3个人直奔轮船码头，赶上了头班轮船。当天下午，船到九江，我们上岸后找到了叶挺的司令部，当即向叶挺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这前后，本着中央关于疏散党的干部以保证安全的精神，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同志也先后来到九江。他们大多也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7月20日，我参加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等在叶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的碰头会。李立三先发言。他说：现在武汉形势紧张，中央决定我们紧急疏散到这里，下一步要组织武装暴动，究竟怎么个搞法？中央没有赋予我们这方面的任务。然后他问我，你是军事部的，你说说暴动该怎么个搞法啊？

　　我把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大体说了一遍。随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大家对汪精卫勾结蒋介石，公开反共，极其气愤，拥护中央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有的说，中央想联合张发奎，恐怕是幻想，张发奎吹捧汪精卫这么起劲，能跟我们一起搞暴动吗？他至今徘徊在武汉，迟迟不东进，就说明了他的态度。有的说，对回广东，张发奎有积极性，但他的本质是反动的，即便到了广东，迟早也会与共产党对立，反对革命。与其如此，我们不如现在就抛弃张发奎，争取联合贺龙的第二十军进行暴动。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李立三主张立即发动起义。他说：既然起义的意图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时候，任务是做好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李立三说我是奴隶主义，胆子小。我说：临来，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怎么是奴隶主义、胆子小呢？李立三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我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最后，大家还是同意要等中央的进一步指示，同时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我和贺昌、颜昌颐同志忙于继续找连职以上中共党员谈话。李立三、邓中夏上了庐山，找到瞿秋白同志，要他回武汉向中央报告这次碰头会的意见：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争取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

　　稍后，贺龙同志率第二十军到达九江。由谭平山与贺龙谈话，试探他的意见。结果，贺龙同志很热情，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拥护武装起义。我们得知消息，非常高兴。

　　在这期间，正在庐山休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为了回国后好向斯大林有所交代，捎信来，要了解武装起义的计划。于是我上了趟庐山，向鲍罗廷作了汇报，由张太雷翻译。鲍罗廷只是听，没有表态。回来的时候，我找到了因患肺病而正在庐山养病的刘少奇同志，告诉了中央关于即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叶挺、贺龙同志25日起率部离开九江，沿南浔路向南昌开拔，于27日到达南昌。

　　7月26日，恩来在陈赓同志陪同下赶到九江，见面后对我说：他要到南昌去组织武装起义，在马回岭，还有第二十五师，要想办法把这个师的全部或大部，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另外，还有准备参加起义的后续部队，像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武汉军校的一部分学生，以及一些零散人员，将陆续来九江，你们负责通知他们，赶到南昌去。我提出：现在通信联络工具都没有，利用民用电报怕泄密，南昌什么时候动手还没有定，我们怎么联系？恩来回答：我们在南昌一动手，我就发一列空车来，说明南昌已经行动，你们就把拉出来的部队，装上列车，向南昌开进。

　　恩来走后，我留贺昌、颜昌颐同志在九江完成联络任务，自己则匆匆赶到了马回岭。我判断第二十五师的3个团中，七十三团、七十五团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七十三团的军官，从上到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拉出来参加起义不成问题。七十五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亲信，但营长以下的军官，也大多是共产党员，实际领导这个团的是一营副营长、团的中共党组织书记孙一中同志，把这个团的大部分拉出来参加起义，也不成问题。七十四团是新编的部队，中共党的基础比较薄弱，能拉出来多少只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据此，我一到马回岭，立即找到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同志、七十五团孙一中同志。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我跟他们很熟，在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后，共同商定了拉第二十五师参加起义的步骤：首先是扩大关于武装起义的传达范围，由连长传达到排长。七十三团，由周士第同志负责组织整团起义。七十五团，由孙一中同志负责组织起义，因为这个团驻在马回岭以北几十里的黄老门，又与师部在一起，为免打草惊蛇，所以撇开团长和团部人员，3个营的部队参加起义。七十四团，只有重机枪连连长是共产党员，就把这个连拉出来参加起义。起义以野外军事演习的名义进行。到马回岭车站集中待命。

　　经过周密部署，我和周士第、孙一中同志分头行动，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几乎两三天没有合眼，工作很紧张。进一步扩大了起义的传达范围，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动员做好起义准备。

　　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开始，当天，两万多起义军经激烈战斗，消灭了南昌城内的国民党军三千多人。这天早晨，七十五团由驻地出发，中午到达马回岭。恰在这时，南昌一列火车来到马回岭车站，我知道南昌已经举行起义，就下令部队按预定计划采取行动。

　　起义部队正在登车，还没有登完，由九江方向来了一列火车。隔着一座铁路桥，我清楚地看到，车厢里走出来的是张发奎。他站在车厢门口大声喝问：“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立刻意识到，南昌正在行动，不能让张发奎过去，也不能让他跟第二十五师的起义官兵多纠缠。于是，命令跟在我身边的李排长喊话，要张发奎的列车立即往回开，不开，就向空中鸣枪。李排长大声喊话：“你们的列车必须立即往回开，否则我们要采取行动！”张发奎还想纠缠，说：“回广东，要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能擅自行动。”“要回广东，我们一起回。”等等。我当即命令，“放！”李排长的一排人，随即一个齐射。虽然子弹是向空中飞的，但张发奎已吓得魂不附体，立刻跳车，往北落荒而逃。事后知道，李汉魂等也在那列火车上，同样跳车逃跑了。张发奎的卫队营被我们缴械。起义部队继续登车，来到德安车站，再往南，铁路遭破坏，只得弃车步行。这时，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拿着张的亲笔信来见我。张发奎在信中要求将他丢在车上的望远镜还给他。我考虑到中央原来仍有联合张发奎打回广东去的想法，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所以把望远镜连同卫队营中不愿意参加起义的人，都还给了张发奎。

　　德安到南昌七十多公里。我们一心想尽快赶到南昌，急行军十多个小时，8月2日黎明时分到了南昌。大家又渴又累，我在南昌城边买了个大西瓜，那时年轻，一口气吃掉了一大半。进城以后，我在一所学校里找到了恩来。恩来听说我们把第二十五师基本上拉出来了，非常高兴，连声夸奖：想不到，想不到，你们干得好。

　　前敌委员会决定，把我们拉出来的部队，补充了八百多名青年、学生，编成3个团，仍称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同志任师长，总人数约五千人，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之一。第二十五师，加上第二十四师、第十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同志任军长，我任党代表。

　　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征。8月的暑天，南昌地区气候闷热异常，起义军一路上疲惫不堪，沿途疫病和自动离队的人数不少，大炮等重装备全部抛弃，许多武器弹药也丢掉了。几天后到达临川时，起义军已由出发时的两万多人减为不足一万五千人，实力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8月下旬，壬田、会昌两战，起义军打垮了敌人，但歼敌不多，自己损失不小。9月中下旬，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以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的一部，留守三河坝。以后起义军占领潮汕，第二次分兵，留第二十军第三师守潮州。主力分散，兵家之忌，尤其处于劣势的军队，更是如此。剩下不足六千人的起义军，继续向东江地区进军，在汤坑与约两万敌军激战，歼敌三千多，打退了敌人，自己也损失两千多人，已无力再战，只得向潮汕撤退。

　　叶挺和我率第二十四师，在撤退途中得知潮汕失守，起义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已经向海陆丰转移。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撤退命令，又跟起义军务部失去了联系，怎么办？叶挺主张率部到福建南部地区去，那里只有张贞的一个师，兵力薄弱，沿途还可以找到第二十五师，会合后，在闽南开创一个新局面。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作为党代表，又觉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不好，所以我对叶挺说，还是找到革命委员会再说。

　　我们率部掉头向西，在流沙附近找到了恩来同志和革命委员会其他领导人。10月3日，恩来主持召开了领导人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在会上，叶挺重申他先前的主张：不到海陆丰而去闽南。因为海陆丰是个狭长地区，又是背海作战，如果受到广州、汤坑两个方向敌人的夹击，就无法应付。我发言支持叶挺的意见。但因为去海陆丰是既定方针，第二十军的部队又已经先走，所以会议决定，继续向海陆丰前进。会议正在进行中，有报告说敌人已逼近流沙，起义军不得不紧急行动。但只走出了5里多地，在莲花山附近，遭到陈济棠部优势敌人的袭击，起义部队被冲散。

　　叶挺和我无法集中部队，只带着几名警卫人员，紧紧护卫着重病中的恩来。高烧昏迷中的恩来，在担架上还不断地喊“冲啊，冲啊”，那情景是很感人的，我劝慰他说：“你发着高烧，需要休息。”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掩护帮助下，叶挺、我和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护卫恩来同志，在陆丰乡下养病。几天后，恩来病情稍稳定，我们在甲子港找到一条小船，以便去香港。这条船，真可谓是一叶扁舟，恩来住在舱底，就容不下第二个人。舱面上除了船工，只能容下叶挺、杨石魂和我3个人。船驶向大海，风急浪高，颠簸得厉害，站不稳也坐不稳，为免于掉到海里去，我们只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在大海里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在10月中旬到达香港。

　　聂帅最后充满深情地说：1927年8月1日，我们党领导自己的武装，在南昌举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在恩来同志领导下，新中国的10位元帅，就有朱德、伯承、贺龙、陈毅、剑英、林彪、我7位参加了这次起义。南昌起义，名不虚传，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建军节。（作者系原聂荣臻办公室主任，正军级，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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