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1935年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71年调入外交部，历任亚洲司处长、副司长，以及出席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副代表。1983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7年调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周任，1990年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国际部周任。曾参与中美建交会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她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至今已出版四部著作。

　　周：章含之您好，非常感谢你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记得十年前您写的那本书《十年风雨情》，写您和乔冠华部长的真挚感情。而今天您这本新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离乔部长去逝已经20年了，这两本书的写作，你的心情有不同吗？

　　章：应该说是有变化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沉浸在老乔去逝的情感里，所以基本上写得是和老乔整个的生活经历，从整个的思想状况来看，还没有跳出来。周：你在写作的时候，回忆起和乔部长在一起的时光，是不是有一种“沉浸其中，但愿长醉不愿醒”的感觉？

　　章：对我来说，不是我在寻找生活，而是记录生活，所以写的时候就等于回到过去的生活里，写痛苦的时候，就是回到痛苦中去，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老写下去，写下去我就要崩溃了。我必须要出来，忘却一段时间再开始写。

　　周：那个现在回忆你和乔部长共同生活的那一段时光，你觉得是幸福的多，还是引起你痛苦的回忆多？

　　章：从感情来说，绝对是回忆的痛苦多，但是你有这段感情是你最大的幸福。从我的生活来看，最幸福的也是这段感情，最痛苦的也是这段感情。

　　周：你跟他在一起相处，你认为他的人生基调是什么？

　　章：他从研究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路。他跟我讲：我们很多老革命，是从他们阶级的本身的觉悟参加革命的，比如说农民出身的，工人出身的。我不是，我是从研究马克思开始的。我是从书本上确实看到马列主义才走向革命的。他有一个理性的基础。所以他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后来成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首先有爱国主义激情，对国家，对人民的激情；其次在他性格当中有诗人的成份，你去看他写的那些国际评论，真是带着激情和诗意，他有一篇文章，一上来就引用雪莱的诗“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他有诗人的气质，是个性情中人。

　　周：这本书里边您写了很多细节，写乔部长对你的一往情深，写乔部长醉酒，写他送你大理花，写乔部长灯下的寂寞，写你的“傲慢与偏见”。

　　章：他喝醉酒的那次可能是我们之间感情的最关键的晚上，因为当时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包括他家庭的子女的压力。当时情况下这种社会的舆论对我是不利的。因为乔冠华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公众的偶像，有地位又有名声。我们之间的年龄又差那么多。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我看上的是乔冠华的地位，乔冠华的名气。我是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舆论压力的。同时我觉得再坚持下去，我会失去我自己，可能我的自我就整个被乔冠华的影子给掩盖了，而我其实很想做一些事情，所以说当时真的很犹豫。那天晚上我在整理记录就没有和他联系，他就喝酒，往外交部办公厅打电话，把秘书都吵得不得了，闹到两、三点钟，乔冠华是酩酊大醉。我大概三点钟回到部里的时候，值班室的秘书说你赶快去看看，乔部长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十几分钟就来一个电话。我到他家里去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当时就想我不可能再犹豫了，像他这样一个人能够对一份感情如此执着，谁还能拒绝。

　　周：那时候你对他没有那种感觉？

　　章：应该说这种感情双方都会有感觉，这些都是在不言之中的。那是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去给他送电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的气氛当中，非常幽暗的一种环境，桌子上是一些热带的花、热带的果散发出来的香味，墙上伊斯兰清真寺的画，淡蓝色的颜色，形成一种特别浪漫的一种气氛。乔冠华开一盏蓝色小灯，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头。这种气氛，这种色彩，加上一个孤独的人坐在那个地方，产生了一种特别震撼的力量。我突然有感觉，他内心里是很悲哀、很孤独的。后来在新疆，他一直是心神不定，很忧郁。我们在院子里散步，他就让人家剪了几朵大理花，给我们一人一朵，当时我就觉得这朵花是给我的。

　　周：你书里写到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你出访到一个国家，要飞回国，天下大雨，当时乔部长就为你特别的着急，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在他的心中就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章：对，纽约下大雨，几十年没有的大雨，这时候国内召我回国，当时是雷电交加，飞机最怕雷，但是我们因为任务在身，必须赶回北京。当时老乔特别害怕我出问题。走以前他请我们吃面条，我就开玩笑说：乔团长，今天我们说不定吃完这面条就喂鲨鱼了。他当时脸就变了，说：不要说这话。我当时就感觉我失言了，他的确在乎。

　　周： 乔部长曾经说为了你可以辞掉部长，而你也曾不惜违背毛主席的安排，拒绝出任驻加拿大的大使，你当时不害怕吗？

　　章：我当时没想那么多，那时候我认为挺自然的，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从小见到主席就有一点就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主席应该理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周：你和他相伴的这十年，你的事业上确确实实受到了很大影响，如果现在历史可以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做那样的选择吗？？

　　章：往往这件事情是最难来说服自己的一件事情，假如可以重新选择，假如能够选择最理想结局，既要这段感情，又不经过周折，又有你自己，是办不到的，在那个历史阶段，你不可能又珍惜和乔冠华的感情，又有你自己的发展前途，又可以逃避命运的周折，这是一种完全想象。实际上你选择了乔冠华，就意味着你选择了艰辛，你选择了坎坷。

　　周：你认为哪些品质使乔冠华能够成为杰出的外交家，又是什么使他在生命中遭遇两次冤屈，最终导致政治生命的结束。

　　章：一个外交家首先要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乔冠华是为了信念，为了他的祖国，为了他的人民。他在外交场合是带着特别大的激情工作的。在安理会他和马立克吵架，他把那稿子一摔，说马立克先生，以前我叫你同志，我现在不叫你同志了我认识你几十年，你这种脾气就从来不改。谁也不会在安理会这么讲话，但是他按捺不住，有的时候损伤了国家的感情，民族的感情，他就什么都不顾忌。同时他是个诗人，所以他的外交里头带着激情，他的文章、发言他都带着激情。他是诗人的激情和爱国主义融合在一起的。第三是他有渊博的知识，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的行李里总装着唐诗、宋词这类的书，知识的渊博使得他在外交场合中，能应付任何的问题。

　　周：他去世的时候很安详？

　　章：非常安详，那天早晨，他神志很清醒，说今天阳光很好，他就在我手臂里睡着了，什么痛苦也没有，非常安详，我想这是对他好人的一种报应。

　　周：你在书中写到乔部长死后，你们家里的那棵柿子树，再也没有结过并蒂柿，可以说是“草木为之含悲”。

　　章：真的特别奇怪，他癌症扩散的时候，他救活的那棵树死了一半，他去逝两年以后，整个树就死了。那个柿子树，每年就有两个柿子，特别大，长在一块，挂在我们卧室的窗户口，他去逝以后那枝子就莫名奇妙就断了，后来前头的合欢树也死了。

　　周：尽管在我们这代人没有见过乔冠华部长，但是早就听说了乔冠华的“笑”非常有名，有张照片名字就叫“乔冠华的笑”当时获得了国际摄影大奖。

　　章：乔冠华的每一张照片都表情不同，他都很生动，这就是他性格的多方面的表现。

　　周：乔冠华去世当天新华社只发了一个40个字的通告，没有介绍他的生平，死后也没有正式新闻稿，这是怎么回事？

　　章：这当时是我要求的，他们写了一个稿子，我不满意。我对有关部门说，像乔冠华这样的人，有待历史和人民去给他最公正的评价，我不同意发表这个稿子，只要一个公告就行了。老乔生前都不主张这些，他死后更加不主张。至于我更不需要了，因为今后我会走我自己的路，我不会在乔冠华三个字的余辉下生活，所以就不要发表了。

　　周：你认为你们相处相守这十年，他给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章：两个人相处很难分析他给我什么影响，性格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是很多，但我经过这十年以后，我懂得一个人对情感的真诚是你一生的最宝贵的财富。

　　周：你的父亲章士钊先生一生极富传奇性，那么作为女儿，你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父亲的？

　　章：没有人的一生都是直线的，都会有曲折，我父亲的一生曲曲折折，他最大的特点是正直。乔冠华信仰的是马列主义，他信仰的是强国救国之路。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离开湖南，参加辛亥革命。他坚持自己的信念，绝不改变他的信念。他是最早提出民主概念的，他和孙中山合作又分道扬镳，因为他认为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民主。当然后来他参加了段祺瑞执政府，当教育总长，虽然历史有一些误解，但的确是一段弯路。那一段时间其实他是想通过教育救国。他一生反清，救国，但是清王朝推翻以后，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民主目的，所以他又希望教育救国。他一直在探寻一个救国之路。但他不参加任何的政党，他保持他的独立。他93岁高龄到香港，还希望能够为祖国统一大业做点事情，真的是鞠躬尽瘁，所以我认为他的一生还是完美的。

　　周：鲁迅先生曾经指责你的父亲参加制造“3.18”惨案，痛斥他是必须痛打的“落水狗”，那么你的父亲有没有向你提起过这件事？

　　章：他当然从来不谈。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念《纪念刘和珍君》，老师讲的时候知道那是我父亲，然后同学也看我，老师斜着眼睛也看我，我当时的压力就特别大，所以我在读书期间，一直以我父亲为斗争对象。我自己搬到学校去住，跟他划清界线。到了上大学时脑子也清楚一点了，出于一种兴趣我问过他，才知道其实他解放以后一直受到这种压力，但他不太在乎这种别人对他怎么看。实际上当时鲁迅被抬到了一个神的位置，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他，恐怕他早被打倒了。他说首先鲁迅是在教育部当监视，教育部要裁员，下面拟了名单，他那时候当部长，也不是什么事都看那么仔细，别人画圈他也画圈，他当时不知道名单里有鲁迅，把鲁迅得罪了。第二是女师大闹学潮，带头的有许广平。、女师大的杨荫榆校长建议雇一些大脚老妈子，又不能用暴力，又要把学生架出去，让别的学生上课，我父亲就同意了，所以又把许广平给架出去了，随后发生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了鲁迅是有误的，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不是教育部长，而且他当时也不在北平，所以这个事跟无关。但当然对于鲁迅，你也不可能要求他当时仔细的调查研究。他反正对这个教育部长是个痛斥。

　　周：由于和乔冠华的结合是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照顾乔冠华上。

　　章：没有，因为当时乔冠华也很忙，他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照顾他的。再就说我也没多少时间去照顾他，我后来在亚洲司当副司长主管了南亚事务，我同时还兼一些重要的高级会谈的翻译，所以我也挺忙的。真正需要我照顾的是他后来赋闲以后，又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就非常依赖我了。

　　周：您这本书里面也披露了一些历史真实。

　　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历史自有公论，当然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要讲清楚。而且有很多研究党的历史的，将来都会研究这些材料。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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