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给本地企业“减轻非典带来的负面影响”，完成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眼下正磨拳擦掌，动用行政权力为本地企业调配各种生产经营资源。一些地方，至今仍在执行非典时期紧急颁布的某些特殊政策，比如强化管制市场秩序，某些在危机状态下被扩大了的政府定价范围，至今仍没有适时地归位等。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汲取了非典中的教训”，直接插手本地企业库存量的制定，要求企业今后一律按照“防范危机”的统一要求，建立“由政府确定规模”的原材料或产成品库存。
非典疫情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对此，老百姓满意，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赞扬。非典时期里政府作为的密度和强度，确实比平时增强了很多。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在非常时期里政府“强化了对资源的配置能力，也使公共服务更显现化”。这当然是正确的选择。
身处危机之中，政府必然是“强悍”的。但政府再“强悍”，其行为总有一条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因为危机的出现而有适度的移动，但这种移动应当是理性的、可控制的，在危机结束后能迅速还原的。一句话，危机之中，政府不能“包打天下”；没有危机的时候，政府更不能“包打天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的进与退，已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能简单地以政府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现代的政府要时刻懂得归其位、司其职。如果越了界，即便出于好心，也是违反了规矩。像那些仍停留在非典时期里的“强悍”角色中不能自拔的政府管理者，人家企业领不领你的情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规则可能因为这些越界行为而遭到破坏。现代政府的服务，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服务不到点儿上恐怕更不行。
政府应当管公共物品的生产、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不久前，国家对受非典影响较大的一些行业，给予了免税和贴息的政策。这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体现了政府行为的成熟。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企业身上，也在消费者手中，而不在于政府的直接给予和干预。像本文开头所举的那些事例，则是过于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挤占了市场行为的位置。真理往前多走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所以，非典过后，遇到困难的企业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由政府提供的服务，但不能指望靠政府的“包打天下”来恢复自己的生机；各级政府也不要因为经历了危机中必需的“强悍”之后，对自己是不是能“包打天下”产生某种不恰当的期待。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