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文学从来就是民间话语空间。但自从知识分子主动介入文学之后，这个话语空间承载的使命便沉重和庄严起来。作家从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中坚。知识分子应该是只牛虻，不断地叮咬政府这头笨牛，让它时刻清醒———这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常识。但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没有这个传统。
中国自古所谓的士，讲究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个“货”字，绝非随意道来，实在是说白了士与帝的交换关系。十年寒窗，青灯苦读，无非为着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当然他们嘴上也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是这些饱读诗书的人，一旦由士而致仕，就逃脱不了两种命运：要么官运亨通，荣华富贵；要么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就像做生意，不是发财，就是亏本。他们本来就有些生意人的意思，只不过投资的不是黄金白银，而是一肚子线装书。鸿运当头的，官或许越做越大，人却不再是当年摇头晃脑子曰诗云的士子了。他们中间除去少数清正廉洁的，多半不是平庸就是贪婪。皇皇二十四史，记下过多少清官？即使有史可征的清官，只怕也是大可怀疑的。倒是《史记》里专门辟了个“酷吏列传”。而那些命舛运薄的，便仰天长叹，挂冠而去。他们或是担风袖月，放浪江湖；或是退隐田园，耕读自娱；或是皈佛入道，蹈空凌虚。这便是中国标准而正统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也有少数不成器的读书人，八股文章写不来，自然官也做不上，单写些个诗词歌赋或小说。尤其是小说，乃文人末技，向为正经读书人所不齿。但中国毕竟诞生了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正经读书人决裂了的作家，我们的知识分子才有了些风骨。
我或许是个小说本位主义者，觉得似乎小说家才是作家的主流。自古小说有史诗、有言情、有侠义、有游戏，甚至也有诲淫诲盗，却不见过有歌功颂德。历代所谓盛世可谓多矣，但也没见哪位御用文人写过什么《大汉英雄传》或《盛唐启示录》。自有些无聊文人写过些阿谀诗赋的，也没见流传下来。只怕也有些没骨气却有觉悟的文人寻思着写本赫赫巨著，比方小说，记录下圣皇之治。可这种小说终究没能让我们见识着。不是这些文人没本事，实在是小说根本就不具备粉饰太平的功能。小说自是“小”的，不具备那么“大”的能耐。
小说不适合溜须拍马，看似技术上先天不足，其实是天道人心之自然。小说贵在真实，而真实就不光是风花雪月，不光是青天白日，还有肮脏和黑暗，痛苦和呻吟，愤怒和抗争，希望和绝望。假如白居易写小说，并且秉承皇上旨意，描写那波澜壮阔的时代，情况会怎么样？他必定要写道：我大唐虽遭安史之乱，国运危急，生灵涂炭，但因皇帝及时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崭国妖于马嵬坡，一举粉碎了杨国忠叛逆集团，于是军威大振，所向披靡，光复天下，救民水火，终究是皇上神武，朝廷英明。我想果真如此，就不复有白居易。果真有过这样的小说，也早灰飞烟灭了，我们只能隐约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个笑柄。倒是那《长恨歌》，怎么看怎么都像是骂先皇骂朝廷的。但唐朝差不多三百年基业，万万不是白居易骂垮的。所谓“一文兴邦，一曲亡国”，不过是正统文人自作多情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