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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证明，艾滋病毒拥有无与伦比的适应力与生命力，抗药性的迅速产生就是最好的例证

　　5年前，在抗AIDS药物的帮助下，美国艾滋病的死亡率下降了大约90%，那时科学家们乐观地以为，在这场与艾滋病的战役中，人类已经找到了有力的“弹药”，并将很快取得战斗的主动权。

　　然而5年后的今天，在与HIV的较量中，人类仍然被动。最恐怖的事情在于那些曾经令人“乐观”的抗AIDS药物突然失效，而与此同时艾滋病毒却在人类的围剿下脱胎换骨、更加强大了起来。

　　在7月13日于巴黎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发表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对于艾滋病毒抗药性的研究结果。该结果表明，在欧洲新近感染的病人中，大约有10%的人感染的是带有抗药性的变种病毒。“一旦艾滋病毒具有抗药性，原有的抗AIDS药物就会完全失效。”中国科学院院士、卫生部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毅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无疑，这对科学家和普通大众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人艾之战的惟一武器

　　一直以来，人类对付艾滋病的办法还仅限于药物手段，大多数专家相信，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是治疗，尤其是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宣告受挫之后，抗AIDS药物更是成了人类与艾滋病毒作战的惟一武器。

　　不可否认，在艾滋病的威胁下，人类对于药物的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自从1987年第一个治疗HIV感染的药物齐多夫定(AZT)被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后，抗AIDS药物的研究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自1995年以来，每年都有2～3个新品种上市，抗AIDS药物成了抗病毒药物发展史上进展最迅速的药物。

　　医学发展至今，抗AIDS药物已经有17种之多，可分为三种类型：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目前最为流行也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同时使用两种核苷类药和一种非核苷类药，让一名病人同时服用这三类药物来抵抗病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尾酒疗法”。

　　“最终会发现抗药性的变种”

　　之所以要三种药物同时服用，就是为了防止抗药性的产生。

　　一直以来，科学家就对艾滋病毒有可能产生抗药性而忧心忡忡。据曾毅介绍，“早年的研究表明，只服用一种抗AIDS药物，极容易使得病毒产生抗药性。”

　　的确，HIV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会不断地变异，但每次分裂都在“出错”不能将原有的遗传信息精确、完整的加以复制。病毒以爆炸性速度复制，每天都可以产生上亿甚至上千亿的新个体，这些特性可以使病毒逃脱药物的攻击。如果只用一种药物，HIV病毒只要有小小的变化就可以存活，产生抗药性在所难免。而“鸡尾酒疗法”的目的，就是要使HIV无可逃遁。曾毅指出，三种药物一起使用，相互作用，确实可以全方面的打击病毒，推迟抗药性的时间。

　　然而，尽管人类费尽心机，艾滋病毒还是表现出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发展能量，自抗AIDS药物诞生至今，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艾滋病毒的抗药性在日益加强，不断出现的病毒变异不仅让科学家们头疼不已，还足以打击科学家们战胜艾滋的信心。有人认为，艾滋病毒产生抗药性并进而变异，甚至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及国际艾滋病协会会长兰格博士说，“如果你使用了抗AIDS药物，你最终会发现带抗药性的变种病毒。”

　　在国际艾滋病大会上所公布的欧洲这项研究中，相关的学者表示病毒对某些药品的抗药性高得惊人。这项研究测试了来自17个欧洲国家的1633位只是诊断带有艾滋病毒但还未接受治疗的病人。大约有9.6%的病人对这三类抑制艾滋病毒的药物中的至少一种有抗药性。

　　而在瑞士、美国旧金山、以及美国其他9个城市，也完成了一些测定抗药性的小规模测试。在其中一些研究中甚至发现了更高的抗药比例，如在旧金山的225名病人中，竟有27%的人有抗药性。

　　除非比病毒变得更快

　　当HIV逐渐适应并找到了对付抗AIDS药物的办法时，人类又该怎么应对？

　　对抗药性的反馈性调查的力度将会加大。在美国领导抗药性研究的乌得勒支大学的微生物学教授查理斯·布歇说：“我们将考虑让新的研究首先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到对抗药性的可靠的测量。”

　　一些医生认为，所有新的艾滋病患者都应该接受被感染变种病毒的抗药性检查。这些检查可能每项要花费200至800美元，并且需要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此外，专家认为，当病人不适当地服用药物时，病毒就会快速变异并茁壮成长，于是带有抗药性的病毒变种就产生了。比如奈韦拉平一种可以预防母婴传播HIV病毒的药，就必须被限制单纯用于该用途，而不应该像今天这样被人们用于维持生命，这使得病毒对药物的抗药性增长迅速。

　　因此，对于艾滋病药品，应该严格的按照药物的用途开出处方，而并非像现在这样混乱不堪。还应该为药物的使用提供更好的、必要的指导。比如，医生应该知道，当遇到抗药性的时候，应首先考虑哪些药物组合，哪些其次，哪些再次。“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巧妙地使用这些药物以尽可能地避免抗药性的产生，”参加了这次国际艾滋病研讨会的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传染病主任斯科特·海摩博士说。

　　当然，除了巧妙使用现有的药物，对于新药物的加紧研制也在进行。科学家们认为抗药性的产生是对全球公众健康的负面暗示，因而使得寻找新的艾滋病药物的任务更加紧迫。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来自于抗药性方面的巨大压力，人类只能加紧对新型抗AIDS药物的开发，才有可能比艾滋病毒变得更快，更加主动。

　　稿件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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