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让司令一让元帅

　　根据毛泽东卫士李银桥同志回忆，在1955年授军衔时，毛主席会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几度研究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的军衔问题。一次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谈到了粟裕。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谁人不晓得华东的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又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并感叹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让’，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军区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闹着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他当的。”“而且是第一大将！”毛泽东补充说：“我们先这样定下来，十大元帅十大将，提交中央军委讨论最后通过。”

　　于是粟裕被授予大将衔，人称“共和国首席大将”。

　　五八年突然蒙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尚革命情操的人，却在1958年突然蒙冤。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强加在粟裕头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有两条：

　　一说粟裕是“野心家”、“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说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原因是“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

　　会议组织者称粟裕是饶漱石的帮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批斗陈毅，赶走陈毅。事实上，当时粟裕根本就不在黄花塘，由于苏南地区在“反清乡”斗争中吃了亏，日伪便能集中全力扑向粟裕所领导的苏中地区。因此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在1942年到1943年间，苏中军民与日伪打仗有一千余次，平均一天要打三仗。粟裕是在取得“反清乡”斗争胜利之后，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刘炎同志时，才知道黄花塘曾发生一场“整陈毅”事件。但是，扩大会议的组织者仍不放过粟裕，认为粟在前方，屡打胜仗，给饶漱石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批斗陈毅的环境”，“间接地支持”了饶漱石。不错，陈粟之间，确实有过分歧。那是在解放战争初，研究在何处歼敌的问题，充其量是工作分歧。当陈毅知道党中央、毛泽东已经批准了粟裕关于“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后再行西进”的意见后，便改变了态度，与张鼎丞、邓子恢一样，全力支持粟裕，从而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这个极其辉煌的伟大胜利。

　　后来，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中央军委、毛泽东二度电示：“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与此同时，陈毅致电中央：“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从此，陈粟之间，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陈毅自井冈山红军时期至建国后的1956年对粟裕的赞扬是很多的。如陈毅在1947年8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称：“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

　　粟裕与聂荣臻共事时间甚短，惟一出现的一次误会，是发生在聂任代总长期间。当时聂荣臻担心毛泽东事情太多、太忙，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直接报主席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代总长的意见办理。没想到毛对军队系统的报告减少格外关注，在1952年夏提出了批评。为此聂荣臻不得不写报告向毛泽东作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表示“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作了批评。他还特地把这个批示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传阅，这就引起了聂荣臻的误会。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下来以后，周恩来即提名彭接替他主持军委工作，1952年7月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彭德怀很快走马上任，并立即提名调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于是，黄克诚成了彭德怀抓军事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任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时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实际上全面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不难看出，彭德怀对粟裕这个总参谋长也是信不过的。一方面彭德怀信不过粟裕，另一方面粟裕为人又一向坚持原则，不事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加上他们之间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看法的某些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两人之间引起种种矛盾。成立国防部后，各总部仍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但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问题而受到指责。鉴于这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今后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一连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而且，彭德怀每审一次稿子，都要把粟裕痛骂一顿，使得粟裕不知所措。

　　即便平时，粟裕在上报文件写上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怎么，又想越级告状？！”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被迫作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说了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陈毅很快就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主动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粟裕近两个月的日批夜斗也就告一段落了。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随即，有领导找粟裕谈话，调他去军事科学院任职，可以搞点科研，但不要接触部队。

　　漫漫平反路

　　历史有时也会给人们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上主持会议，坚决主张把粟裕“斗倒斗臭”的彭德怀元帅，在正好一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坐上了被批斗的位子，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脑”。

　　粟裕也出席了庐山会议。一些老战友一再建议粟裕借这个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你不便说，由我们来说。粟裕回答：“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粟裕在会上被指定发言，但也只谈了一些重大问题与彭总的分歧，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丝毫也不强加于人。对此，在这次会议上平白蒙冤的革命老人张闻天，1964年在无锡与家人谈话时称粟裕“人格品德、光彩照人”。

　　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对此，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

　　当时，粟裕并不知道，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陷为“里通外国”。所幸的是，随同粟裕拜会苏军总长的中方翻译孙立思多年来始终未屈服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不然的话，等待粟裕的将是更为残酷的一场灾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事一直拖了下来。

　　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又进一步作了为粟裕平反的批示。但直到粟裕在蒙冤二十六年后离开人世，仍没能等到组织上为他正式平反。直到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共同署名的文章《追忆粟裕》，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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