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琦课程结束的那天，正是瑞典高中生毕业的日子，也是瑞典最美丽的夏季。斯德哥尔摩的大街都被飞扬的青春照亮了———毕业生们站在装饰着鲜花与音乐的车辆里，很招摇地唱着跳着，在湛湛蓝天下挥舞着洁白的学生帽。

　　我们，这群来自12个国家的25个学生在一个小餐馆为了明天的再见相聚。

　　有着一头异样美丽长发的芬兰姑娘阿努，用一双滴蓝的眼睛望着我“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下来，或者做一个自由撰稿人”。

　　足有一米九高的德国小伙汉斯已经拿到了TT（一家通讯社）的三个月的工作合同。

　　黑眼睛的西班牙姑娘维罗一边抱怨着斯德哥尔摩该死的冬天，一边声称“我和斯德哥尔摩有个约会”。“只是找房子有点麻烦。”她喝了一大口咖啡，开心地对我说“好消息，我已经找到了翻译的活！”。

　　而此时此刻，瑞典姑娘芬妮正打点行装去美国。临出发前给我们发短信“真可惜，赶不上毕业聚会。不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西班牙或者中国相见！”

　　爱沙尼亚的小伙安杜已经打开了法语课本。明年此时，他会在瑞士做交换学生。

　　深夜与每一位同学深深拥抱，告别。再见了，骄傲严谨，总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德国小伙们；再见了，总是在上课十分钟后才推门进来的西班牙姑娘；再见了，随和乐天的荷兰人……挥挥手，继续每个人前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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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过去了，想起2000年的夏天，还是那么真切。2000年，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修读“全球电子新闻学”的英文课程。在那里，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体验欧洲，与来自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不同欧洲国家的年轻人一起体验“地球村”。

　　那时候，欧元还没有正式启用；瑞典虽然是欧盟成员国，但不是15个生根签证国，欧洲一体化的程度远没有今天这样高。但是生活其中，你仍然能感到大欧洲概念的影响。在区域化的融合中，地域与国家边界的概念变得不那么严格。比如作为一个外国人，申请到生根签证，便可自由地穿行在15个国家。在我的记忆中，暑期在欧洲诸国的旅行中，除了在荷兰通过海关外，几乎没有我们寻常中的通关概念。去另一个国家，就像我们在国内去另一个城市那样方便。对欧洲本土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荷兰的招工广告就在网上贴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新闻系的公告牌上；比利时作为欧盟机构的主要所在地，广纳欧洲各国英才……或许是因为语言的相近性，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年轻人往往掌握着两三门外语，这为他们跨国就业提供了便利。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多的年轻人有了全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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