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盈

　　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官员们正忙于制定从航空业到储藏鲜奶酪的各种规章制度，以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一个由二三十岁的青年组成的新社会群体正在欧洲迅速成长。对于他们来说，在这块大陆的任何地方生活、工作和学习都是应有的权力。这些年轻人开始离家越来越远，跨过边境求学工作，掌握数门语言，结交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同时把昔日国家的陈年旧规和父辈们的仇恨积怨统统抛在脑后。《华盛顿邮报》日前刊登文章对此进行了报道。

　　生活在别处

　　欧洲青年大流动

　　要想一睹欧洲青年一代在流动中的风采，就请来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喝上一杯浓浓的咖啡，跟上斯蒂娜·伦登——一位25岁瑞典移民的步伐。

　　伦登金发碧眼，典型的北欧人相貌，在西班牙格外显眼。但她讲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用西班牙文为马德里的一家新闻周刊撰稿，并且完完全全地融入了西班牙青年一族的生活方式。上周的一个夜晚，她在下班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先到一个户外餐厅点了几道下酒菜喝啤酒，然后去一个露天斗牛场，与来自牛津的摇滚乐队“无线电迷”一起疯狂。午夜过后，她来到了新潮时髦的拉蒂纳区，那里酒吧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年轻人。

　　伦登的朋友圈子是个大杂烩——有马德里本地人，也有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大家都说着飞快的西班牙语，时不时夹杂几句英语。“在瑞典你不可能这样。人们不会这样出来，也不会呆到这么晚。”她的话音刚落，凌晨两点的钟声就传到了耳边。

　　“有知识，有学问，

　　你就能走遍欧洲”

　　伦登从小在瑞典长大，后来开始学习法语和历史。17岁那年，伦登作为交换生到法国学习了一年，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小镇里。在学校里，伦登结识了很多来自西班牙的朋友，激发了她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后来，她到西班牙学了五个月的语言。

　　从斯德哥尔摩的一所新闻学院毕业后，伦登申请到了一个瑞典奖学金，可以到另一个欧洲国家去实习。她选择了西班牙，目标就是那家新闻杂志社。“我写好了要说的话，打电话过去。我知道奖学金、瑞典和记者这几个词怎么说”。2002年4月，伦登来到了马德里。六个月的实习过后，她留了下来，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用西班牙语写国际时事稿。

　　“我的朋友都来自四面八方。”伦登坐在马德里一家最古老的传统餐馆里，品尝着香醇的西班牙红酒和美味的牛尾大餐。“只要你有知识，有学问，你就会受益匪浅。这就是欧洲的整个理念。”

　　新生的“E一代”

　　“欧洲对于他们来说太小”

　　伦登是新生的“E一代”。“E”代表欧洲，对于像伦登这样的成年人来说，这块大陆实际上已不存在边界，从瑞典到西班牙就像一名大学生从美国东北部开车到佛罗里达州休假一样简单。

　　一位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工作的芬兰籍儿科护士表示，她无意再回到芬兰。她今年28岁了，已经在都柏林购置了房产。一位母亲是意大利人的法国学生在牛津做过交换留学生，他认为使用三种语言、能在不同国家生活很是惬意。一个21岁的意大利学生有位芬兰和希腊血统各半的女友，他说：“我拿着意大利护照，却越来越欧洲化了。”

　　难怪法国外交部负责欧洲事务的部长级代表诺埃勒·勒努瓦在采访中坦言：“这个国家在发生新的变化，年轻人都能说上几种语言。欧洲对于他们来说太小了。他们要做世界公民。……每次接见年轻人和学生，我都发现他们非常非常的欧洲化。世界时时都在变化，这使我们显得非常非常的古板。”

　　多国文化交融

　　新欧洲人期盼美好未来

　　根据欧盟15国的规定，人们出入境时护照无需盖章，也不用在任何地方登记。虽然这给统计年轻人的流动量增加了难度，但它也极大地促进了跨国旅行。

　　另一个促使年轻人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出现，比如英国的便利航空公司和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都提供了欧洲城市间的廉价航班。上一代欧洲人还在靠火车旅行，如今的“E一代”成员已经能轻松享受价格便宜的空中旅行了。比如伦登，她每隔三四个月回一次瑞典南部的家，2000多公里的航程，往返机票只要225欧元。

　　27岁的爱尔兰人丹尼尔·基奥恩说：“欧洲现在已没有边界。我和我的朋友整个夏季都在德国上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基奥恩目前在伦敦的欧洲改革研究中心供职。

　　这种人员流动造就了少量以欧洲为家的青年人群，他们的人数正在迅猛增长。这些人也许对新欧洲的正式标志和象征例如欧盟的黄星蓝底旗等，并没有特别的归属感。但他们的的确确对游弋于数个国度、数种文化、数门语言之中，感到非常自在。

　　此外，这些欧洲青年大多是具有大学文凭的精英分子，而不是工人和农民。芬兰人亚历山大·斯图布说：“我（学校中）的朋友有一半现在到国外工作。但是，和我一同玩冰球的人只有大概1％在国外工作。”语言不再是障碍“多面手”穿梭欧洲各国过去由于语言不通引起的人员流动不畅目前已不是什么问题。一头红色卷发的法国留学生托马斯·吉尔伯特目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学校里学习漫画艺术，他通晓英、法、德三国语言，可以和来自欧洲各地的插图画家交流。

　　吉尔伯特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德国度过，他父亲当时为军方效力。现在他却发现自己可以在两种文化中找到“回家”的感觉。就像法、德两国前领导人在几十年前设想的那样，吉尔伯特已经拥有了许多“新欧洲人”的特征。

　　“我是谁？”吉尔伯特自问道，“我的父母都是法国人，所以我也是法国人。可我现在身处德国，用德语思考，甚至在梦里都是满篇德语。”他的瑞士女友也在这所艺术院校里读书。她更是语言多面手，通晓英、法、德、意四国语言。

　　吉尔伯特和4个年轻人曾聚在布鲁塞尔蓝领出没区的一家学生酒吧里，讨论“新欧洲”的意义和他们在其中的位置，而这群不过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自身就验证了这个话题：吉尔伯特是会讲德语的法国人，除了他的女友，围坐在桌前的还有两名意大利人及19岁姑娘塔利亚·沃娜基，她拥有芬兰和希腊的混合血统。这些青年们在轻松地穿梭于英、法、意等地，其中一些人都没有察觉到地区的变换。沃娜基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她的希腊亲戚都很开放，而芬兰亲戚大都较矜持。“我们的目标可不是成为一个大熔炉。”一个意大利人插嘴说：“美国有五十个州，但它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欧洲不是这种情况。”吉尔伯特也不相信欧洲会快速步入一体化的轨道，他说：“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

　　欧洲无“边界”

　　轻轻松松跨国行

　　一位意大利人指出，开放边境必将在人们之间形成许多跨境关系。今年25岁的卡罗琳·苏勒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这位金发女郎的母亲是位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但有一半的丹麦血统。她自幼在法国长大，一直视自己为法国人。但她现在说：“我身上有鲜明的法国文化色彩，但同时也有英国文化的印记。”苏勒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她的外公外婆在那里向她灌输了强烈的法国文化意识。

　　她十多岁时去了伦敦学习，后来毕业于一所国际院校：“我真的非常喜欢那种多国文化的氛围。我想那是个转折点。”

　　回到法国后，她进入了一所英法双语院校，在那里参加了交换留学生的项目，被送往美国俄亥俄州学习，后来又去了都柏林。再后来，苏勒到德国学德语，返回法国拿到商业学位，最后落脚德国，在柏林一家电台找到了工作。

　　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赋予了她国际背景和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正是这些经历让她被法国佩尔诺－里卡尔公司“慧眼识英雄”。现在她是马爹利白兰地酒的初级专营商。

　　苏勒说：“你依然可以找到许多同我差不多大的人，他们从出生那刻起就一直原地不动地生活。但你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准备走出家乡，远离亲人和朋友，到远方寻找工作，开拓事业。”几星期前，她还在美国工作，下周末又将飞赴德国与男友相会，然后返回巴黎。

　　“我觉得，欧洲各国连接得更加紧密了。的确如此……当你身处巴黎，完全可以乘坐高速列车前往布鲁塞尔。若是在法国西南部的比亚里茨，你又可以到西班牙去看一看。此外，欧元也把人们的距离拉近了。”

　　苏勒还回忆说，当她第一次决心去德国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向自己的父母解释。“他们头脑中还留有战争的记忆。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旅途太遥远，太困难，也太艰险了。”

　　现在，苏勒有了一位德国男友，这也是她那第一次旅行带来的缘分。男友也借学习法语的机会到过法国。但苏勒说，要父母接受这样一位男友还需要一段时日的努力。

　　有朝一日，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的孩子就拥有一半的德国血统，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以及英国、丹麦和葡萄牙的血统。“这样的‘多国宝宝’将会越来越多”，苏勒说。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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