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捷
上个周末与瑞金医院的外科专家一起去登泰山，同行的还有或肾移植或肝移植或肝肾联合移植后的5名康复病人。上得桃花源缆车，曾有一刹那“作秀”的念头，直到自己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到达玉皇顶时，才突然觉得生命所蕴含的力量，竟可以让人如此感叹不已。
在江西当过知青的老姚一开口就会眼圈发红，他说他早在7个月前就应该死了。十几年的多囊肝多囊肾折磨得他腹大似鼓骨瘦如柴，因为肺部被挤压成了孩儿般大小，生命之气息于老姚已细若游丝。“我做梦也不敢想，自己这辈子居然还有机会坐飞机，爬泰山。”言语间，老姚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五十开外的朱女士着一条紧身高腰的牛仔裤格外利索，前不久她刚搞了一次新生一周年的“生日派对”。女强人庆幸自己换了肝脏，还照样能在仪征打拚一个家电市场。
真应该为选择了“生死一搏”的重病患者热烈鼓掌。尽管面对九死一生，白衣天使需要付出极大的智慧与艰辛。然而在病家一方，又有多少人会坚定地与他们的经治医生站在一边，于享受死里逃生的大喜大运之前，下定决心去共同承担根本无法回避的风险与责任？！主刀的彭教授坚信，以申城现有的医疗技术水平，绝大部分适合肝移植的病人都能有与此次登山者一样的生活状态。“但是，大约只有不足一半的求诊者会听从医生关于移植的积极建议，而其中的一半又会由于病程已属过晚，不得不与生机失之交臂。”两组数字让教授们深感沉重而无奈。
当然，联头姐妹拉蕾和拉丹想“活得精彩”，却放弃了不能复制的生存。更往前说去，伟大的爱因斯坦即使接受了前所未有的“血管包裹”疗法，也终未能逃脱动脉破裂的命运。不知道人们在“活着”与“活好”的认同上，会有多少文化的抑或哲学的烙印。不过，被判只有3个月“寿命”的肝癌患者曾先生一年前辗转反侧之后，还是决定做肝脏移植。今天，他能一口气登上10层楼高。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关于生死概念转变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