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

　　诺贝尔奖已经把中国人弄到神经兮兮的。往者不论，且说今年，先是传王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最近媒体又在炒中科院唐孝威与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大意讲，唐孝威1979年曾在德国的丁肇中实验小组与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共事，两人各自回国后，相约进行有关高能粒子的合作研究。中方由于经费问题最终放弃，小柴却因此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所谓“擦肩而过”的说法，即源于此。

　　错过机会，当然要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体制王八蛋；外行领导内行；科研经费大权操于行政干部之手。只不过这一竿子打得够远，一直打到二十多年前。

　　逻辑就是这样：假如当年中科院肯投钱，唐孝威也许可以和小柴昌俊分享诺贝尔物理奖，中国人就可以不再继续为诺贝尔奖发神经。

　　讨论这个假设的现实可能性，我觉得没有意义，而且我也没有专业领域的发言权。我只想从经费问题来谈谈这件事。

　　据报道，当时的经费缺口，仅初始费用一项，中方计算是千万元人民币，小柴昌俊则提出希望中方投资亿元以上。大致来说，至少是一个涉及数千万元的科研合作项目。据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何景棠讲，当年中科院应该拿得出这笔钱。

　　很遗憾我没有查到1979年（或者1980年）中科院的科研经费是多少，因此也就无法计算，千万元人民币（取下限）到底在经费总额中占到何种比例。但是以常理推之，如果这个比例太大，项目不获通过那是很正常的，毕竟还有很多其他项目要做，不可能都给你一家。这跟体制没关系，跟审批者是否外行也没关系，只与预算有关。说到底，一个穷字。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唐孝威的研究项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科院看走眼了？

　　为此，我查阅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网站，发现在该所的“大事记”里边，唐孝威赴德前受到方毅接见，乃是1978年一栏中惟一的“大事”。也就是说，当时中科院对此是高度重视的。我们可以想象，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重视到如此程度意味着什么。计划经济本来就具有高度集中资源去做一件事的特征，试想，如果不是经费上实在为难，唐孝威的合作研究计划如何可能夭折？

　　这件事，恐怕最终还是要放在当年中国的总体经济环境中审视。

　　一千万，哪怕一个亿，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那是1979年或者1980年啊。据《“九五”档案》，198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产值460元，按当年全国9亿人口计算，1980年的国民总产值（当时的提法）也就4000亿元左右。而一千万甚至一个亿，在当年全国总产值中占多少比例，恐怕小学生也算不错。彼时百废待兴，什么都等着花钱，国家有可能拿总产值的几千分之一去寻找几个高能粒子吗？要知道，当年首要的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这个账，科学家不必算，行政干部却不得不算。行政干部们算了账，安排了经费，却在二十多年后仅仅因为一个“可能”的诺贝尔奖而挨骂，他们冤不冤？

　　骂人多容易啊。骂体制就更容易了，反正也不会回嘴。可是这公平吗？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卫星打上天也就罢了，莫非还要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再去发现几个高能粒子，好在二十多年后“可能”得上诺贝尔奖？这是什么逻辑？连赌徒都不会去做的事，如何现在一帮人就理直气壮地嚷嚷出来了？

　　摸摸自己的脑袋吧。如果连手也烫，我送你一支体温计，非典时期发的。（注：唐孝威院士本人非常低调，甚至不接受任何采访。本文批评的，无非那些“好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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