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大林

　　连日来，“火炉”南京正在经受高温“烤”验。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城区内发生特大停水事件，严重影响了市民生产和生活。就此，南京多家媒体对有关责任部门和单位提出了批评，并要求有关负责人“引咎辞职”。但陆高峰先生撰文认为，媒体呼吁官员辞职的做法是“媒体行政”和“权力越位”。（陆文见8月1日《江南时报》）

　　媒体真的不能呼吁政府官员引咎辞职吗？

　　要厘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媒体的性质。正如其名称一样，“媒体”只是一种媒介和载体，它的功能只是客观地记录事实、传递信息，反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对受众，包括政府、司法机关以及普通读者，它只有传播的“权利”，而没有任何“权力”。权力有三大类，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立法权属于人大，司法权属于公检法，行政权属于政府，除此三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力可言。权力是法律“授”予的，带有指令性或强制力；而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没有指令性和强制力。这也正是权力与权利的本质区别。陆文中说“媒体审判”是“混淆了媒体权利和司法权力的界限”，实为无稽之谈，因为媒体权利和司法权力之间泾渭分明，根本不可能混淆。陆文还说“媒体行政”是“自觉不自觉地滥用了本不属于媒体权利的行政权力”，是“权力越位”，这就更荒唐了———媒体根本就没有“权力”，谈何“滥用”，更谈何“越位”？

　　那么，媒体发表文章认为某个政府部门或官员应该怎么做，是什么行为呢？是反映民意，是舆论监督。公民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媒体也有权利传播这种声音。有人说，这种声音会影响或干扰行政和司法。“影响”应该是有的，如果产生不了任何影响，那么发出或传播这种声音就没有意义；而“干扰”则谈不上，因为媒体的议论没有指令性和强制力，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就拿去年陕西发生的“枪下留人”案来说，在暂缓执行之后，罪犯的辩护律师和媒体对法院的死刑判决提出很多疑点，舆论一边倒地认为罪不至死，最后陕西省高院不还是维持死刑判决了吗？按照“媒体审判”论的观点，全国不知有多少媒体在“审判”该案，可最终不还是要听法院的吗？现在，批评政府部门的报道时见报端，今天说这个职能部门做得不对了，明天说那个职能部门应该怎么做了，有的部门接受了批评，有的部门则我行我素———说到底，媒体只是发表看法，而不是发号施令，究竟怎么做，最终还是政府和司法机关说了算———媒体何曾行过政，又何曾执过法呢？

　　报道事实，发表看法，乃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往，迫于舆论压力，引咎辞职的政府要员数不胜数，而化解压力最终没有辞职的官员也不乏其人。持“媒体审判”论者认为，媒体只能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后才能议论，可是，如果法院判决不当，再去改判，一来程序复杂，二来也浪费司法资源，何如判决前就接受监督，从而使审判更加公正呢？再者，如果判决结果是死刑，人已经杀了，舆论再去议论，还有什么意义？

　　媒体对司法行为议论纷纷，被斥为“媒体审判”；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被斥为“媒体行政”。那么有没有“媒体立法”呢？按照上述逻辑，不但有，而且很多。比如，现在常有人建议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也常有人建议出台《工资法》以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需要制定什么法律，媒体要“管”；甚至连宪法的内容，媒体也敢“干预”，这不是“媒体立法”是什么？———如果这样的论断成立的话，媒体怕是只能三缄其口，什么下意上达，什么舆论监督，都只能见鬼去了！

　　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党的宣传方针，媒体可以对任何人或事发表看法，这是媒体的“权利”，但不是“权力”———它不可能用来行政，也不可能用来审判。有些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之所以把这种舆论斥之为“媒体审判”和“媒体行政”，只不过是不喜欢甚至拒绝舆论监督罢了。

　　笑话段子、整蛊短语精彩无限 难以形容的开心感觉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概念英语 口语 出国考试 考研暑期限时优惠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